四库全书 / 子藏 / 杂论-270部 /

��弊日滋，动曰成例难违，旧法当守，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缚驰骤矣。是朝廷有行法之名，而无奉法之实也。是不如减条教，省号令，开诚布公，而与民相见以天也。凡是四者，皆宜亟变者也。四者既变，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，而其最要者，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，而与民渐渍于无形，转移于不觉。盖其变也，由本以及末，由内以及外，由大以及小，而非徒恃乎西法也。 　　变法下 　　治天下者，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乎末，当根乎内而不徒恢张于外，当规于大而不徒驰鹜乎小。盖天下气运之开，以时而变，而天下情事之繁，亦以时而异。试以西法一端言之，今与昔异，而中外之情，亦已阅时而不同。昔者惟在崇尚西法，立富强之本，以为收效即在目前。即泰西人士，亦并以为西学振兴正在今日。以中国之大而师西国之长，集思广益，其后当未可限量，泰西各国固谁得而颉颃之。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，制枪炮，造舟舰，遴选幼童出洋肄业。自其外观之，非不庞洪彪炳，然惜其尚袭皮毛，有其名而鲜其实也。福州前时所制轮舶，悉西国古法耳，不值识者之一噱。他处所造机捩，转动之妙，不能不赖乎西人之指授。而窥其意，则已嚣然自足，辄以为心思智慧足与西人匹，或且过之而有余矣。夫枪炮则在施放之巧，舟舰则在驾驶之能，行阵之器固不可不利，而所以用利器者则在人也。今公使简矣，领事设矣，皇华之选络绎于道。或恐有仪、秦其人，逞游说以恣簧鼓，而徒以口舌得官者，更恐有夤缘攀附，奔竞钻营，而得附于其间者。所谓才者未必才，所谓能者未必能，徒碌碌因人成事而已。故今日我国之急务，其先在治民，其次在治兵，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。诚以有形之仿效，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；局厂之炉锤，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。朝廷设官西土，要宜郑重其始。一切当以正途人员，苟流品太杂，恐亵国体。其有掣肘之处，则先以西人副之，为之披榛辟莽。至若通商口岸所有中外交涉案牍、往来文移，宜汇辑成书，颁示遐迩，其后更译以西文。一旦有事，当局者可援别案以为折辩之地，而此中亦有所主持，此亦讲求洋务之一道也。总之，凡事必当实事求是，开诚布公，可者立行，不可行者始终毅然不摇。夫天下事，从未有尚虚文而收实效者，翻然一变，宜在今日。若夫治民必由牧令始，治兵必由团练始。牧令之贤否，则先在慎简督抚，甄别才能，考察勤惰。才者不次迁擢，不才者立予罢黜，此固督抚之事也。至于治兵则难言之矣。宜先改营规，易军制，汰兵额，异器械，必如李光弼之临阵，壁垒一新而后可。然论者必议其更张。蒙则谓今日练兵若不以西法从事，则火舰、火器亦徒虚设耳。不独水师当变，即陆军亦当变也；不独绿营当变，即旗丁满兵亦当变也。且也长江水师与洋海水师不同，我国须于长江水师之外，专设海军，然后内可以防奸，外可以御侮。储材之道，宜于制科之外，别设专科，以通达政体者为先，晓畅机务者为次。即以制科言之，二场之经题宜以实学，三场之策题宜以时务，与首场并重，庶几明体达用，本末兼赅，此寓变通于转移之中，实以渐挽其风气而裁成鼓励之。四五科之后，乃并时文而废之，则论者不议其骤革矣。肄习水师武备，国家宜另设学校，教之以司炮驾舟、布阵制器，俾其各有专长。习之于平日，用之于临时。其遣发至泰西者，尤不可专在一国，以示兼收而并效。以上宜力求整顿，勿作具文。民心既固，兵力既强，而后所有西法，乃可次第举行。今日简公使，设领事，岁糜朝廷数十万金，议者或论其太骤，或惜其徒费。不知中外隔阂，非此不能消息相通，未始无裨于大局。特不在其事，而在其人也，此则由乎上善为之用耳。焜耀敦槃，折冲樽俎，必有郭隗、毛遂其人者出焉；衔命中朝，宣威异域，必有班定远、傅介子其人者出焉。或者以为西法不足恃，何以西人用之，足以雄长欧洲，争衡天下？不知泰西诸邦，国小而民聚，其民心齐而志固，同仇敌忾，素蓄于中。在其国内，各事其事� ��各业其业，雍雍然其气静谧而专一，故国易以治。夫岂徒恃乎器艺技巧，繁术小慧，遂足以收效也哉？ 　　重民上 　　天下之治，以民为先，所谓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也。今中国之民，生齿日繁，几不下三千余兆。诚使善为维持而联络之，实可无敌于天下。说者谓民数之众，至今日而极盛，向来所未有也。至自古迄今，历代户口盛衰之数，固可得而言焉。当夏禹治水后，民口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。周公摄政时，民口一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。周庄王十三年，民口九百万四千人。秦始皇并六国后，民口千余万人。汉平帝元始二年，户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十二，口五千九百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人。后汉光武中元二年，民户四百二十七万一千六百三十四，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。后汉桓帝永寿二年，民户二千六百七万九百六，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。晋武帝太康元年，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，口一千六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。隋炀帝大业五年，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，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。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，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，口四千八百十四万三千六百九。宋徽宗宣和四年，民户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。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，民户一千三百十九万六千。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，民户一千三百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，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十一。明孝宗弘治十四年，民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二千人。我朝大清龙兴，顺治元年，民户二千七百二十四万一千。乾隆时，户口一万五千万人。乾隆四十二年，二万万人。道光末年，二万六千万人。咸丰间，虽经赭寇之乱，而十余年来休养生息，版籍未减，至今约略计之，可得户口三万万。泰西诸邦，安能及其什一哉？而泰西之民，内则御侮，外则宣威，越数万里而至中国，率意逞臆而行，莫敢谁何。与华民一有龃龉，则问罪者至矣。至我民之佣贩外洋者，外洋之人待之如犬马，刲之如羊豕，货之如牲畜，其谁敢代之一问者？即朝廷遣公使，设领事，亦赖西船为护送，恃西人为先导，有如水母目虾。夫许郑乘楚车，《春秋》书之，谓之失位，始事如此，宜其见轻于西人也。西国兵民不分，额兵用以出战，民兵用以守国，有事之秋，亦调守兵出境，故其国虽小，而兵数辄皆百余万。英人尝谓其国无敌国外患者，已千余年矣，盖众志之如城，大可用也。然则西国民寡而如此，中国民众而如彼，岂真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者欤？是盖在不善自用其民也。善用其民者，首有以作民之气，次有以结民之心。其气可静而不可动，敌忾同仇，忠义奋发，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。其心可存而不可亡，在城守城，在野守野，虽至援绝矢穷，终不敢贰。顾就中国之民而论之，其刚柔强弱亦复不同，北方风气多刚劲，南方民情多脆弱。盖大川广谷异性，民生其间者异俗，惟有以教训而渐摩之，自无不可用也。总之，上有以信夫民，民有以爱夫上，上下之交既无隔阂，则君民之情自相浃洽。今夫富国强兵之本，系于民而已矣。驱天下之游民、废民、惰民、莠民而尽归于农，则天下自无旷土，而安有不富者哉？此外，商出于远，工勤于市，各操其业，各尽其分，开矿筑路，行轮车，设机器，均与民共其利而代为之经营，是则上既有余而下无不足。使天下各邑各镇各乡，均为民兵而行团练，守望相助。春秋无事，教之以坐作进退，步伐止齐，猝有变故，入而保卫，子弟之卫父兄，犹手足之捍头目。又使平日间与兵相习，则兵自卫民而不敢欺，如是兵民皆有实效，而安有不强？此所谓维持而联络之也。 　　重民中 　　天下何以治？得民心而已。天下何以乱？失民心而已。民心之得失，在为上者使之耳。民心既得，虽危而亦安；民心既失，虽盛而亦蹶。欲得民心，是在有以维持而联络之。我朝圣圣相承，务崇宽厚，列祖列宗，深仁厚泽，浃于寰区。故民间义愤时起于崇朝，爱戴聿深乎万代。然而赭寇所至，列城奔溃，无殊猛虎之驱群羊；天津戕杀教民之变，衅于勇而啬于祸，徒贻君父之忧，而从未有挺身以赴义者，此何故欤？则所以维持而联络之道未得也。古者官有世族，族大人众，与国同休戚，共患难，世族皆有甲士，足以入卫公家。春秋之时，国富而兵强，率恃乎此。康叔之封于卫也，分以殷民七族；唐叔之封于晋也，分以殷民六族。即如郑之商人，与郑同出自周，世有盟誓。此皆所谓强宗豪族足以辅国而立邦者也。其在民间，亦多聚族而居，大者数万人，小者数千人，行守望相助之法，猝有内忧外患，足以联结声势，藉为捍卫。自后世宗法不讲，散处都邑，虽行团练，而其心不一。然如闽、粤两省村落中，往往一姓为一乡，大凌小，强欺弱，众暴寡，械斗悉由此起，此在有司不善约束之耳，而至事变之秋，未尝不收其用。平日治民之要，在抚字以结其心，勇敢以作其气，忠孝节义以厉其心志，轻徭薄赋以养其身家，务使安其居，乐其业，可静而不可动，而忠君爱国之心自油然生于其中。今朝廷赈恤之恩、蠲免之惠，半侵蚀于胥吏之手，有名而鲜实。誊黄遍贴，圣训煌煌，民间率以具文视之而已。平时皆有轻视官长之心，临事亦安得收指臂之效？即如安置旗民之法，亦窃以为未尽善也。聚之于会垣，给之以饷糈，使之无事而食，安坐以嬉，有如圈牢之养物。二百余年来，生聚日多，势必不给。且人劳则善心生，逸则淫心起，恃势凌人，借端诈物，选事生衅，无所不至。民视之如寇仇，赭寇肇乱，窜扰江、浙，几于聚而歼旃，妇女孩稚不遗噍类，此正可为前车之鉴。窃以为不如分布于各乡，士农工商，使之各执其业而各食其食，讲行古者宗法，以强宗维弱宗，小宗附大宗，各相为辅。新疆、西藏则裂土以分封王子，佐以强家富室，略如蒙古四十八旗成法，而不必聚之于京师。诚如是也，自足为省会之屏藩，神都之翊卫。治民之大者，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。此外，首有以厚其生，次有以恒其业。汰浮士，裁冗兵，去游民，使尽驱而归之于农，以辟旷土，垦荒地，给以牛种犁锄，居以蓬寮，时课其勤惰，而递岁分收其所入。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，皆许民间自立公司，视其所出繁旺与否，计分征抽，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。又如制造机器，兴筑铁路，建置大小轮船，其利皆公之于民，要令富民出其赀，贫民殚其力，利益溥沾，贤愚同奋。朝廷有大兴作、大政治，亦必先期告民，是则古者与民共治天下之意也。呜呼！勿以民为弱，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；勿以民为贱，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；勿以民为愚，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。夫能与民同其利者，民必与上同其害；与民共其乐者，民必与上共其忧。夫以我中国幅员之广，生齿之繁，甲于天下，以视欧洲诸国，其大小多寡岂可同日而语？即如英国，屹然三岛耳，其地不足当中国数省，其民不足当中国二大省，而民心团结，有若长城，遂足恃之以无恐。我中国诚能收民心为己助，其何向而不利？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而有余矣。如是而强邻尚敢行其窥伺，敌国尚敢肆其凭凌，逞其非分之干请，而要以无礼之诛求者，吾弗信也。 　　重民下 　　泰西之立国有三，一曰君主之国，一曰民主之国，一曰君民共主之国。如俄、如奥、如普、如土等，则为君主之国，其称尊号曰恩伯腊，即中国之所谓帝也。如法、如瑞、如美等，则为民主之国，其称尊号曰伯理玺天德，即中国之所谓统领也。如英、如意、如西、如葡、如，等，则为君民共主之国，其称尊号曰京，即中国之所谓王也。顾虽称帝、称王、称统领，而其大小强弱尊卑则不系于是，惟其国政令有所不同而已。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，令出而必行，言出而莫违，此君主也。国家有事，下之议院，众以为可行则行，不可则止，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，此民主也。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，必集众于上下议院，君可而民否，不能行，民可而君否，亦不能行也，必君民意见相同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，此君民共主也。论者谓，君为主，则必尧、舜之君在上，而后可久安长治；民为主，则法制多纷更，心志难专壹，究其极，不无流弊。惟君民共治，上下相通，民隐得以上达，君惠亦得以下逮，都俞吁咈，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。三代以上，君与民近而世治；三代以下，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。至于尊君卑臣，则自秦制始，于是堂廉高深，舆情隔阂，民之视君如仰天然，九阍之远，谁得而叩之？虽疾痛惨怛，不得而知也；虽哀号呼吁，不得而闻也。灾歉频仍，赈施诏下，或蠲免租税，或拨帑抚恤，官府徒视为具文，吏胥又从而侵蚀，其得以实惠均沾者，十不逮一。天高听远，果孰得而告之？即使一二台谏，风闻言事，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，回护模棱，卒至含糊了事而已。君既端拱于朝，尊无二上，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，亦无不尊，辄自以为朝廷之命官，尔曹当奉令承教，一或不遵，即可置之死地，尔其奈我何？惟知耗民财，殚民力，敲膏吸髓，无所不至，囊橐既饱，飞而扬去，其能实心为民者，无有也。夫设官本以治民，今则徒以殃民，不知立官以卫民，徒知剥民以奉官，其能心乎为民，而使之各得其所、各顺其情者，千百中或一二而已。呜呼！彼不知民虽至卑而不可犯也，民虽至愚而不可诳也。善为治者，贵在求民之隐，达民之情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，民以不可者不必强，察其疴痒而煦其疾痛，民之与官有如子弟之于父兄，则境无不治矣。古者里有塾，党有庠，乡有校，读法悬书，月必一举，苟有不洽于民情者，民皆得而言之。上无私政，则下无私议。以是亲民之官，其为政不敢大拂乎民心，诚恐一为众人所不许，即不能保其身家，是虽三代以下而犹有古风焉。《书》有之曰：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苟得君主于上，而民主于下，则上下之交固，君民之分亲矣。内可以无乱，外可以无侮，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。由此而扩充之，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。泰西诸国，以英为巨擘，而英国政治之美，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，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。夫尧、舜为君，尚赖有禹、皋陶、益、稷、契为助，而天下乃治。今合一国之人心以共为治，则是非曲直之公，昭然无所蒙蔽，其措施安有不善者哉？窃以为治国之道，此则犹近于古也。 　　治中 　　我国今日之急务，在治中、驭外而已。治中不外乎变法自强，驭外不外乎简公使，设领事，洞达洋务，宣扬国威而已。曩所谓变法者，在创设局厂，铸枪炮，造舟舰，遣发幼童出洋，肄习西国语言文字、器艺学术而已。不知此数者，非不可行，而行之当无徒袭其皮毛。既有枪炮，则当求施放之巧；既有舟舰，则当求驾驶之能。而枪炮之命中及远，舟舰之巩坚神速，新法迭出，精益求精，此则尚未能也，所知者不过向日成规而已。且皆有西匠为之指挥，一旦离之自造，则并所谓皮毛者尚觉其艰。遣发幼童出洋，当不专于一国，且与其多遣俊秀，不如并遣工匠，工匠时少而效速。此外要当变者，一曰水师，宜立专局训习技能；二曰陆营，宜改营制，汰军额，简丁壮，厚饷糈；三曰战船，宜易帆舶为风轮火琯；四曰器械，宜易弓矢刀矛以火器，而总不外乎以西法练兵。沿海各省督抚，宜简选熟稔洋务人员，驻扎通商各处。遇有中外交涉之事，所有往来文牍，岁中汇辑成书，颁示遐迩，俾办理者熟览深思，得以窥其涯际，而临事亦有所把持。中外所立和约，亦当锓版颁行，俾官衙上下人役俱持一册，于洋务自无所遁情。夫洋务即时务，当今日而兴言时事，固孰有大于洋务者？一切皆不必讳言，诚能实意讲求，则真才自出，其间又何难睦邻御侮，折冲于数万里以外哉？今日崇尚西学，仿效西法，渐知以商力浚利源，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其权，如轮船招商局之设是也。顾局中经费之裕，全在乎海运，惟海运但可行之于无事之日，而不能行之于有事之秋。至此时而仍由漕运，恐亦不易。夫治河、运漕两大政，办理极难，历朝但图一时之安，而不为后日之计，则以不能万全而无害也。窃谓北方亦富庶之地，京师为首善之区，民以食为天，岂容尽资乎外省？此开垦之法不可不讲。况乎旷地日多，游民日众，安插游民，垦辟旷地，此有司之责也。官地宜仿古者屯田遗意，以所汰老弱之兵，改而为农，开阡陌，深沟洫，兴水利，资灌溉，或济之以西国机器水火二气之力，务使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，诚有成效，则京师粒食毋俟外求。李伯相行之于天津一郡，其效当有可观也，其他北省荒废之地，亦可饬各督抚仿其法而行之。如近日遇水旱荒灾，饥黎载道，朝廷赈恤维艰，势不能终给，莫若徙流民以实空地，使之自食其力。经费之筹，发自帑项而后计岁分偿，或令商办而使分其利。辟地之外，则事开矿。辟地，地面之利；开矿，地内之利，二者不可偏废。天不爱道，地不爱宝，而亦当尽人力以求之。且矿务一开，趋者云集，亦所以养济穷民。闽如台郡之煤，粤如惠州之铁，善其章程以为掘取，闽、粤之民何至就食出洋，流离异域？至于栽植罂粟，亦属权宜之用。然当种之于新疆、蒙古土旷人稀之处，而不宜种之于关内也。治河，中外无善法。盖河沙日积，河底日高，河堤不得不高筑以防冲溃。历代相传，不思变通，濒河之民如居河底，霪霖横决，鱼鳖堪虞。今莫若参用西国爬沙之法，疏刷宣通，去其壅积，然后多分支流以杀其势。孟子述禹之治河，亦惟曰疏、曰瀹、曰排、曰决而已。行于内河，当用火轮小舶，亦可藉以运漕。一旦缓急有需，亦可恃以无恐。此外，最要者则曰治民，当责其成于牧令，而先于慎简督抚，俾其黜陟贤否，甄别才能，行久任之法，立不资之赏。当使视民事如己事，务实心以行实政，而天下自无不治矣。凡此治中之道，皆所以尽其在我而已。至于所以驭外者，不难在重洋之衔命，而先难在内地之抚柔。泰西诸国，自西东来，初由印度而� ��粤，继由东粤而开五港，旋由五港而增至十有三港。今则长江添设六口，直达重庆而至云南，中国境中必为西商传教人足迹所遍。至若西商传教人等，安分守法，归我管辖，虽遍至各处，亦复何虑。无如旅于中土之西人，每多恃势凌人，我国绅民又鄙之以为不屑，变故日生，是可虞也。泰西之例，商民至其国境犯法，即归其国官员审办。西廷以中国鞫案动用刑罚，是以此例不行。据烟台和约，自后中西商民争讼，交被告人官员办理，如西人控华人则归华官，华人控西人则归西官。时势所逼，未尝不是。惟是中律严，西律轻，且彼官知中律者多，我官明西律者少。即彼此秉公鞫断，涉讼之民难保无怨声，矧未必然耶？民间积怨生愤，嫌隙日多，纵当道能弥缝于目前，难免不龃龉于日后，而又益之以彼教之大拂乎民情也。泰西诸国中以英、法最为雄鸷，诸国亦仰以为领袖。法在今日虽未遑外顾，然观其在越南布置经营，其虑甚远，正未可以目前之暂蹶而轻之也。惟法之举动必以英为枢纽，故言驭外者，意多专注于英。英在今日，闽、粤、江、浙、皖、楚、川、滇、山、直、沈、辽，以及西藏、新疆，皆为其足迹之所至。观英人向者曾与喀什噶尔酋目立约通商，或传言其并售喀酋以枪炮。夫喀酋为我国叛人，英廷既与中朝和好，岂不自知其不宜出此欤？盖英之结好喀酋，意亦在由印度以达云南也，其思深虑远也如此。若是，则变法自强庸可缓乎？夫治中即所以驭外。器精用足，兵练民固，而加之星使分驻各邦，消息相通，呼吸互应，诸国有不咸遵王度，共凛约章者乎？ 　　睦邻 　　呜呼！时至今日，泰西通商中土之局，将与地球相终始矣。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，是直妄人也而已，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。尝见俞君廉石与张少渠书，其言曰：“今日中外大势，惟有因势利导之方，万无杜绝驱除之理。得之者安，失之者危，固中国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之一大机会也。及今而不图，一旦高辛先我，悔之晚矣。每叹明季缙绅，谬以宋人金元之事比辽东，遂致不可救药，不谓今日议论，又将以议辽东者议西海，前车覆辙，殷鉴无闻，是亦可哀也已。”又读郭瀛仙侍郎《使西纪程》，其言曰：“西洋立国二千年，政教修明，具有本末，与辽、金崛起一时，倏盛倏衰，情形绝异。其至中国，惟务通商而已。而窟穴已深，逼处凭凌，智力兼胜，其所以应付处理之方，岂能不一讲求？并不得以和论。无故悬一和字，以为劫持朝廷之资，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，至有宁谓可覆国亡家，不可言和者，京师已屡闻此言。召公之戒成王曰‘祈天永命’。祈天者，兢兢业业，克抑贬损，以安民保国为心。诚不意宋、明诸儒，议论流传，为害之烈，一至斯也。夫尊主庇民，大臣之责，胥天下而务气矜何为者？凡为气矜者，妄人也。观此，乃恍然于邻之不可不睦矣。”呜呼！二公盖深知洋务者也。昔在丙辰之冬，粤东肇衅，因循不问，贻误良多，而庚申遂至于决裂。顾其时，草野小民未尝不逆料其出于和也。淞滨老圃谓余曰，处今日之事势，若舍和之一字，无可下手。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。及事大定，金粟峰头词人猝然问余曰：“诸葛武侯何如人也？”余应之曰，三代下一人而已。顾子之意，将以为猇亭之辱不报，而议和之使遽遣，忘怨崇仇，隐忍保国，平日自命为管、乐之才，而乃一筹莫展至此欤？顾天下事固有不得不出于此者，苟反其道而行之者，未有不败者也。子舆氏曰：“以大事小者，乐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乐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民者也。”汤犹事葛，文王犹事昆夷，何足为病？汉高困于平城之役，而终至遣使和亲。太宗开国英主，而屈尊于突厥，终唐之世，周旋于回纥、吐蕃。宋真宗澶渊之捷，而犹许酬以岁币，聘使往来，悉以至诚相待。历代以来，所以结好远人者，其规模广博，犹可想见。盖王者保国安民，其道应如是也。山薮藏疾，瑾瑜匿瑕，国君含垢，天之道也。设使不忍小忿而遽开边衅，置数十万生灵于涂炭，而国是益以杌陧，岂计之得哉？况乎今日泰西诸国之来中土，非同有宋之于辽、金、元也。无皮币之奉，无金缯之酬，无聘问庆吊之烦，无慰劳送迎之费，不过出我市廛以陈琛货，利便商贾，转输南北而已。惟我待之亦惟克循条约，一秉定章，外示以优容，内行其裁制而已。即各国使臣驻我神京，咸奉礼仪，以与周旋，未尝不遵我制度，就我范围也。即有所请，可者许之，不可者拒之已耳，绝无所谓甲兵以示之威，干戈以示之勇也。即曰旧隙尚存，夙嫌未释，亦惟以大度包容之而已，岂若南宋之于女真，其仇不可一日忘哉？故在今日，惟有开诚布公，讲信修睦，遇有中外交涉重大之事，不妨召见其使臣，俾得从容以毕其辞，而总理衙门王大臣时与之往来，以得联其情谊，集思广益，未尝不由乎是。勿外示以羁縻，勿内行其阻抑，勿加以束缚驰骤，勿苛以繁文缛节。试观我国使臣至其国中，彼所以待之者何如，则我独不可行之于彼乎？自恃甚高而视人太卑，此虚骄者所为也，非圣朝含宏之盛量也。夫中外之情所以不通者，以隔阂太甚也。而隔阂之故，由于情疏而不亲，势尊而不近。我国王大臣又� ��妨纡尊降贵，相与通款曲、伸情愫，而了然洞烛中外之事故欤？ 　　卷二 　　洋务上 　　呜呼！今日之所谓时务、急务者，孰有过于洋务者哉？四十年来事变百出，设施多谬，有心人蒿目时艰，辄为扼腕太息。夫国家之一举一动，所以多左者，由于未能熟悉泰西之情，而与之往来交际也。中外语言文字，迥然各别，彼处则设有翻译官员，及教中之神父、牧师，效华言，识汉字，留心于我国之政治，于我之俗尚、风土、山川、形势、物产、民情，悉皆勒之成书，以教其国中之民。而向时中国之能操泰西言语，能识英人文字者，当轴者辄深恶而痛嫉，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交，而其人亦类多赤贫无赖，浅见寡识，于泰西之政事得失、制度沿革，毫不关心。即有一二从其游者，类皆役于饥寒，仰其鼻息，鲜有远虑，足备顾问。盖上既轻之，则下亦不知自奋也。因是，于其性情日益隔阂，于其国政、民情终茫然罔有所知，通商十余年来，无能洞悉其情状，深明其技能，抉其所短而师其所长。询以海外舆图，则以为非我所当知，或以为洋务一端自有主者，非我所能越俎。一旦交涉事起，局促无据，或且动援成例以为裁制，此事之所以多决裂也。如是则谓中国之无人才也可。西人凡于政事，无论巨细，悉载日报，欲知洋务，先将其所载各条一一译出，日积月累，自然渐知其深，而彼无遁情。国家亦当于各口岸设立译馆，凡有士子及候补人员愿肄习英文者，听入馆中，以备他日之用。果其所造精深，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。西国于机器、格致、舆图、象纬、枪炮、舟车，皆著有专书，以为专门名家之学，苟识其字、通其理，无不可译。如此，则悉其性情，明其技巧，而心思材力之所至，何不可探其秘钥哉？将见不十年间，而其效可睹已。此皆余二十七八年前之所言也，时在咸丰初元，国家方讳言洋务，若于官场言及之，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，以是虽有其说，而不敢质之于人。不谓不及十年，而其局大变也，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。凡属洋务人员，例可获优缺，擢高官，而每为上游所器重，侧席谘求。其在同僚中，亦以识洋务为荣，嚣嚣然自鸣得意，于是钻营奔竞，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。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，俯视一切，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、救时之良相，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，而附声吠影者流，从而嘘其焰，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，而得躬逢其盛也。噫嘻！是何一变至是也，是岂天道循环，人事变迁，应出于是哉？此我在二十七八年前，所未及料者也。特我谓今之自谓能明洋务者，亦尚未极其晓畅也。今日者不过相安于无事耳，求无不遂，请无不行，以谨凛之形观骄盈之色。其所称建制船舶，铸造枪炮，开设机器，倡兴矿务，轮舶之多遍至于各处，一切足以轶乎西人之上而有余，富国强兵之本，当必以此为枢纽，讲求西法，千载一时。不知此特铺张扬厉语耳，求其实效，仅得二三。有明之季，西洋人士航海东来，多萃处于京师。汤若望曾随李建泰出师，军中铸有西洋大炮，则克录一书著于此时，泰西能敏之人所在多有，亦无救于明亡，盖治国之要不系于是也。欲明洋务，尤在自强，自强之效则在治民、练兵。治民先在简择牧令，练兵先在整顿团练。盖先尽其在我，而后人无不服。我固能操必胜之权而立于不败之地，则人自然就我范围而莫或敢肆。实至名归，其道然也。试观《万国公法》一书，乃泰西之所以联与国，结邻邦，俾众咸遵其约束者，然俄邀诸国公议行阵交战之事，而英不赴，俄卒无如之何。此盖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，亦得而兴之；国弱则我欲用公法，而公法不为我用。呜呼！处今之世，两言足以蔽之，� ��曰利，一曰强。诚能富国强兵，则泰西之交自无不固，而无虑其有意外之虞也，无惧其有非分之请也。一旦有事，不战以口舌则斗以甲兵，不折冲于樽俎则驰逞于干戈。玉帛烽燧，待于二境，惟命之从。不然，讲论洋务者愈多，办理洋务者愈坏，吾诚未见其可也。 　　洋务下 　　呜呼！至今日而谈洋务，岂易言哉？至此几于噤口卷舌，而绝不敢复措其手足。盖洋务之要，首在借法自强。非由练兵士，整边防，讲火器，制舟舰，以竭其长，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。顾此其外焉者也，所谓末也。至内焉者，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，所谓本也。其大者，亦惟是肃官常，端士习，厚风俗，正人心而已。两者并行，固已纲举而目张。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，徒袭其皮毛；所谓本者，绝未见其有所整顿。故昔时患在不变，而今时又患在徒变。十六七年前，窃尝欲中国仿行西法，其言曰，以其所长，夺其所恃。故火器用于战阵，舟舰用于江海，语言文字用以通彼此之情。逮乎同治初元，李伯相经略江左，始有江南制造局之设，丁中丞仿铸西炮，用以击贼，旋收厥效。然后，福州船政局相继并建，天津、粤东亦仿行焉。并时上海有广方言馆，广州有同文馆，而京师亦设天文馆。又有出洋肄业幼童百二十人，往学于美。骎骎乎日盛一日焉。宜乎西法之用，可以颉颃乎西人，然而未也。顾事求其渐精，而道无贵乎欲速，安知后日之遽不如西人哉？而我特虑其始勤终怠，畏难苟安，至于异日，或以无益而罢，或以经费不足而裁，盖在乎当轴者之转移推变耳。盖以西法为可行者，不过二三人；以西法为不可行、不必行者，几于盈廷皆是。或惧其难以持久者此也。且西法之明效，犹未大著于国中，所行者不过在沿海数省而已。即如军士之练习洋枪者甚少，其余悉以成法，而文武取士两途，终不知变也。夫枪炮在乎燃放，舟舰在乎驾驶。今营兵悉以长矛、藤牌为从事，武科悉以弓石刀以区优劣、定去取，或有所更，则必曰，此营规不可易，大典不可改也。是则陆兵未知西法也。今水师仍以拖船及中国各式小舰，徒事虚糜，无济实用，材质既薄，风浪难胜，猝至洪涛巨浸中已不能自主，况乎其临行阵，习战斗，纵横轰击，以出于必胜哉？是则水师未尝知西法也。兹必使营兵改用洋枪，水师改用轮船，洋枪之外则练炮队，轮船之外则驶铁甲，按期演练，务极其精。武废弓石，而分为水陆两途；文废时文，而分数途以拔取。每省、每郡、每州、每邑，由国家设立文武学塾，以为训习，所以为储材之地，或即以书院改作。如是，方不至所习非所用，所用非所长。今教官则为冗员，而书院竟成虚设。岁以时文取士，特不知时文究属何用，居然名之曰士，而其实则一物不知也。岁取数千数百之士，实则岁多数千数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已矣。夫取士之道，当取之宽而用之严，今则反是，泥沙与珠玉并进也，而又广其额，促其期，于是天下遂无真士。呜呼！此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。不废时文，人才终不能古若，而西法终不能行，洋务终不能明，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。夫废时文，非为习西法也，经以裕其学，史以博其识，考舆图，明象纬，然后能知古而通今。否则，以有用之心思置之无用，不可惜哉？而本根所系，则在乎孝弟忠信、礼义廉耻，必先以士始。朝廷之所以重士者在此，而民自无不兴起矣。士能如此，及其出而仕于朝，必有足观矣。风俗厚，人心正，可使制梃以挞秦、楚之坚甲利兵矣，西法云乎哉，而西法自无不为我用矣。此由本以治末，洋务之纲领也。欲明洋务，必自此始。 　　变法自强上 　　呜呼！余今者观于中外交涉之故，而不禁重有感焉。泰西诸国通商于中土，亦既三十余年矣，而内外诸当事者，多未能洞明其故，若烛照数计而龟卜，其于利害之所系，昏然如隔十重帘幕。其有规恢情势，斟酌时宜，能据理法以折之者，虽未尝无人，而不知彼之所谓“万国公法”者，必先兵强国富，势盛力敌，而后可入乎此。否则束缚驰骤，亦惟其所欲为而已。故知乎此，则惟先尽其在我者，而后徐及其他。如讲求武备，整顿海防，慎固守御，改易营制，习练兵士，精制器械，此六者实为当务之急。而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，悉更旧制，否则人才不生。其次则在裕财用，如开矿铸银，尚机器，行纺织，通商于远许，贸易于国中者，皆得以轮舶，而火轮、铁路、电气、通标，亦无不自我而为之，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，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，俾彼无所觊觎艳羡其间，此即强中以驭外之法也。上之所好，下必甚焉，雷厉风行，安见其有不可者？设或不然，动遵故例，拘守成法，因循苟且，不知变迁，则我中国当自承其弊。何则？泰西诸国之群集而环伺我者，有迫之以不得不然之势也。且此之所变者，特其迹焉而已，治国之道固无容异于往昔也，如是，谓之战胜于朝廷。况乎当今之时，处今之势，固非闭关自大时也。泰西诸国之入居中土，有公使，有领事，有水师，有陆兵，战舰艨艟不绝于道。而我国之至西土者，落落如晨星，其有折冲乎樽俎、辉煌于敦槃者，未闻有人也。其达彼此之情意、通中外之消息者，则有日报，时或辩论其是非，折衷其曲直。有时彼国朝廷采取舆论，探悉群情，亦即出自日报中。窃以为此亦可从而仿效者也。中外交涉之事，时时可刊之日报中，俾泰西之人秉公持论其间，是岂无所裨益者与？欧洲近日情形，其强弱大小，亦已了然如指上螺纹。普、俄、英、法，此四国者，皆于中土关系至重者也。三十年前所患者在英、法，而在今日所患者尤在普、俄。俄之于北方，如黑龙江，如新疆，固已形见者也。普则犹未著其端倪，迩者以晏拿帆船遇害被劫一事，普国立意索偿。识者以为交邻之道，玉帛、干戈二者实相倚伏。盖和则以玉帛相将，战则以兵戎相见，理无两立，事不并行。然则图治其间者将奈何？则将应之曰，开诚布公，相见以天，必谨必速，毋诈毋虞，又何患之有？至于英、法东来，皆于东南洋设立埔头以为外府，而普、俄则无之。今俄方注意于北方，筹度经营，未遑兼顾。普则欲图之久矣，特无间可乘耳。诸国通商之局，英为最巨，设一旦兵事或起，岂独无所碍欤？不知英固早计及乎此也。普、俄之骎骎驰骋于中土，岂英、法之所喜？特恐一旦事势所会，即英、法亦有不得不退听者。浸假普、法释嫌，英、俄结好，此固欧洲之福，而天下之深忧。总之，欧洲升平之局，识者以为恐未能持久，而亚洲变故之生，亦岂人事之所能逆忆。惟先尽其在我，以听之于天而已。尽其在我，则莫先乎变法自强。今日之当变者有四，一曰取士，二曰练兵，三曰学校，四曰律例。 　　变法自强中 　　然则取士当若何？曰，欲得真才，必先自废时文始。夫人幼而学，壮而行，出其家修，即为廷献。今乃以无用之时文，为进身之阶，及问其何以察吏，何以治民，则茫然莫对也。所习非所用，所用非所长，则何不以有用之时，讲有用之学？大抵必如前代科目法，区为数门，首曰孝弟贤良，次曰孝廉方正，三曰德著行修，四曰茂才异等。此四者皆由乡举里选，国家不必试其文章，但当优其奖励，以厚风俗，以端教化。至所以考试者，曰经学，曰史学，曰掌故之学，曰词章之学，曰舆图，曰格致，曰天算，曰律例，曰辨论时事，曰直言极谏，凡区十科，不论何途以进，皆得取之为士，试之以官。至武科，亦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枪炮。其上者则曰有智略，能晓悉韬钤，深明地理，应敌之机，制敌之命；其次曰勇略，能折冲御侮，斩将搴旗；其次曰制器，造防守之具，明堵御之宜，其建筑炮台、制造机器，悉统诸此，务足以尽其所长。凡此文武两途兼收并进，务使野无遗贤，朝无幸位，而天下之人才自然日见其盛矣。然则练兵当若何？曰，陆营必废弓矛，水师必废艇舶，而一以枪炮为先，轮船为尚，然后兵可强也。其为兵曰步兵、骑兵，其为队曰枪队、炮队。平日练之，自无不精，临时用之，自无不准，而后命中及远，足以攻坚而蹈瑕。水师则首在乎驾驶，必其能冲涉波涛，稔悉台飓，测量风云沙线，足寄以众人之命，乃可充其任也。其船之小者用于内河，船之大者用于沿海，至铁甲战舰用以守御，无不资水火二气之力，而专恃双轮之迅驶。惟其驾之已稔，自必操之在握，而后渡海入洋，足以御风而破浪。陆营、水师之练兵，一以西法为南针，必使其心志定，步伐齐，队伍肃，常若临大敌而可用也。此外汰冗兵，减军额，厚饷糈，俾足有以养赡其身家。驻防之兵居于营屋，一仿西国之制度，然后营汛各兵方非虚设。兵勇之外益以团练，依古守望相助之法。平日按期练兵，无得间断，而近地团练民兵，亦可入而学习。如是则兵皆可用之兵，而民亦可用之民，一旦有事，不至于仓皇无措。而民与兵和，兵与民习，亦不至兵民相凌，至生事端。能如是而兵不强者，吾弗信也。然则设立学校，以收教士之实效，当若何？曰，学校书院之设，当令士子日夜肄习其中，必学立艺成而后可出也。其一曰文学，即经史、掌故、词章之学也。经学俾知古圣绪言，先儒训诂，以立其基；史学俾明于百代之存亡得失，以充其识；掌故则知古今之繁变，政事之纷更，制度之沿革；词章以纪事华国而已。此四者，总不外乎文也。其二曰艺学，即舆图、格致、天算、律例也。舆图能识地理之险易，山川之厄塞；格致能知造物制器之微奥，光学、化学悉所包涵；天算为机器之权舆；律例为服官出使之必需，小之定案决狱，大之应对四方，折冲樽俎。此四者，总不外乎艺也。文、艺两端，皆选专门名家者以为之导师，务归实用，不尚虚文，辩论时事，直言极谏。此二者，以觇其作吏之断裁，立朝之风节而已。于是士有以教，亦有以养，自无不奋矣。此外则有武备院、繁术院，用以教武科营弁，使之各成其材。然则废律例之繁文，而用律例之精意，当若何？曰，今天下之所谓吏者，必尽行裁撤而后可。内自京师，外至直省，大自六部，小至州县，举二百余年来牢不可破之积习，悉一扫而空之。而以为士之明习律例者，以充其任，甄别其勤惰，考校其优劣，三年无过，授以一官，以鼓励之。凡昔日之拘文牵义，以一字为重轻，借片言为轩轾，得以上下其手者，悉付之于一炬而后大快。州� ��监狱，必大加整顿，罪囚拘系无得虐待，夏冬之间所以体恤罪囚者，毋作具文。州县胥役，限以定数，毋得逾百人。凡此者，皆所以扩清积弊也。 　　变法自强下 　　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，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。我中朝素严海禁，闭关自守，不勤远略，海外诸国至中华而贡献者，来斯受之而已，未尝远至其地也。以故天下有事，其危常系西北，而不重东南。自与泰西诸国通商立约以来，尽舟航之利，历寰瀛之远，视万里有如咫尺，经沧波有同衽席，国无远近，皆得与我为邻。如英，如俄，如普，如法，皆欧洲最强莫大之国也。今以中国地图按之，则俄处西北，最为逼近；西南有英属之印度，毗接云南；而法兵业驻越南，则南界又复连属。诸国并以大海为门户，轮舟所指，百日可遍于地球，于是纵横出入，骎骎乎几有与中国鼎立之势，而有似春秋时之列国。惟是中国方当发、捻、回、苗之扰，前后用兵几二十余年，甫经平定。然则以艰难拮据之际，而与方盛之诸强国相邻，设非熟思审处，奋发有为，亟致富强，以图自立，将何以善其后乎？夫风会既有不同，即时事贵知所变。日本，海东之一小国耳，一旦勃然有志振兴，顿革平昔因循之弊，其国中一切制度，概法乎泰西，仿效取则，惟恐其入之不深。数年之间，竟能自造船舶，自制枪炮，练兵、训士、开矿、铸钱，并其冠裳、文字、屋宇之制，无不改而从之。民间如有不愿从者，亦听焉。彼以为此非独厚于泰西也，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，亦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，而与之较长絜短，而无所馁也。否则，行舟于海，彼则用轮而我则用帆，迟速不同矣；行兵于行阵，彼则用枪炮而我则用刀矛，命中制胜又不同矣。彼以训练节制之师，我以跳荡拍张、漫无纪律之士当之，乌有不败者哉？此强弱之不同也。彼则出地宝，扩财源，而我任听其然，不知搜取，徒知征之于民而已，此贫富之不同也。故日本乃亟思变计也，然则我中国曷不反其道而行之哉？我中国地大物博，幅员之广，财赋之裕，才智之众，薄海内外皆莫与京。溯乎立国规模，根深蒂固，但时异势殊，今昔不同，则因地制宜，固不可不思变通之道焉。其道奈何？曰，毋因循也，毋苟且也，毋玩愒也，毋轻忽也，毋粉饰也，毋夸张也，毋蒙蔽也，毋安于无事也，毋溺于晏安也，毋狃于积习也，毋徒袭其皮毛也，毋有初而鲜终也，毋始勤而终怠也。必有人焉，深明制治之道，周知通变之宜而后可。否则，机器固有局矣，方言固有馆矣，遣发子弟固往美洲攻西学矣，行阵用兵固熟练洋枪矣，而何以委靡不振者仍如故也？洞明时变大有干谋者，仍未能见其人也？徒令论者以为西法不足效而已，或以为糜费也，或以为多事也，或以为无益于上而徒损于下也。呜呼！是非西法之不善，效之者未至也，所谓变之之道未得焉。彼言者直坐井窥天，以蠡测海耳，西法必不受过也。且夫西法者，治之具，而非即以为治者也。使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，器巧算精，而不师其上下一心，严尚简便之处，则犹未可与权。盖我所谓师法者，固更有进焉者矣，彼迂腐之儒又何足以知之哉。说者又谓中朝制度迥越寻常，前代谟猷姑勿具论，即如我国家康、雍、乾三朝，圣德兵威，詟惕殊俗，式廓版图，讫乎化外，而一时简贤任能，张弛互用，三代以下不逮焉，复何论乎汉、唐。今诚一意讲求，励精图治，先有以明天下兵民之志，而后规复河运，酌禁鸦片，则闭关谢客，亦何不可自固我圉，而奚必鳃鳃焉学习西法也哉？子之所云，适足以贻笑于豪杰之士而自点耳。不知时之所尚，势之所趋，终贵因事制宜，以权达变。天时人事，皆由西北以至东南，故水必以轮舟，陆必以火车，捷必以电线，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。中国一变之道，盖有� ��得不然者焉。不信吾言，请验诸百年之后。 　　除弊 　　曩余曾论中国所宜一变者有四，曰取士也，曰练兵也，曰弼教也，曰明刑也。然则此四者之外遂无所事乎？而不知所当因革者尚多也。一曰清仕途。今日服官筮仕者，科目、捐纳、保举，三途并进，杂矣，滥矣。必当痛加沙汰，严为甄别，不必论声华，尚文字，惟以材干品诣为衡量而已。试之以事理则能呈，投之以艰巨则才见，委之以判决则识明。上日接见属员，勿间时日，必使之从容谈论，得以尽其词。而所以遴选守令者，尤必倍加严慎。一曰裁冗员。其有闲员末秩，备位枝官，无益于民事，徒足以耗国家度支者，无论文武，悉从而汰之。且一省之中，既有巡抚而复有总督，有时意见龃龉，而事权不能归一，往往至于误国偾事。在明代，总督之设，原属朝廷特旨，专以统制师旅，地方无事，即行裁撤，而我朝遂据以为定制。是则各省总督一缺皆可裁也，惟直隶、四川、甘肃不在此例。一曰安置旗民。旗民散处于各直省会垣，别设满城，给以糈粮，以为驻防，而以将军统之，并副之以左右都统，以重职守。其立法未尝不善，而二百余年来生聚滋多，供给日薄，而犹任其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无所事事，专事嬉游，无异圈牢之养物。今内自京师，外自直省，凡有旗民满籍愿往开垦者，听其自便。西北一带如西藏、新疆尤多旷土，诚裂其地以封诸王子，如蒙古四十八旗之制，益之以满洲强族为辅，俾与蒙古、满洲互为联络，声气相通，亦所以壮屏藩而厚势力也。一曰废河工。治河从古无善法，而其实不外子舆氏所云，曰疏、曰瀹、曰决、曰排而已。盖水顺其性则流，逆其性则溃。今筑堤防，设闸闭，专事壅遏，河身日高，河岸日下，一有溃决，濒河数十万生灵悉为鱼鱉。然则何不因其势而利导之，使之北行，开通沟洫，西北得兴水利，可种稻田。如是，庶不至旱则赤地千里，水则汪洋泽国。西北之供亿全赖转输于东南也，况乎海运既行，漕运可废，又何必筑闸以蓄水，与水争道哉？夫每岁竭数千万于河工，毫无成效，无异乎辇金填海，病国瘠民，莫此为甚。议者谓海运但可行之于无事之时，若漕运之权则操之在我，老成谋国，以为殷忧。此则非我所知而未尝不笑其计之左也。一曰捐妄费。从来奢侈起于逸乐，节俭生于忧患，而欲崇节俭，必自君躬始。每岁织造中有可减者减之，有可罢者罢之，不必辄循常例。宫中所需宜有定数，内务府宜岁支以若干，而不必求之外省。各省贡品，视其所宜。其他修造之有可省者，工程之不必兴者，一例勿行，自然费不至于浩繁。一曰撤厘金。厘务之设，原以军需孔亟，不得已为权宜之计。今事平之后，久而不撤，且若视之以为利薮。数十里之地，关卡林立，厘厂、税厂征榷烦苛，商民交病，行旅怨咨，亦非所以为政体也，此苏子瞻所谓不终月之计也。今之理财者，徒见厘金一废则一省度支将无从出，不知绌于彼者赢于此，鸦片之税可以加重，而洋酒、吕宋烟皆可榷税，以入维正之供。古者本有丁税，现悉摊入田亩，然而善理财者，丁税之制尚可循古法以复之，惟毋使之扰民而已，安知非补苴之一道也哉？诸弊既除，百利乃兴。辟车路以通平陆，设电线以速邮传，开矿务以采煤铁五金，铸钱圆以便商民、足国用，行西北屯田之法以实营伍、赡额兵，制机器以兴织造，许民间用轮舶以达内河，立公司以贸易于外洋。然后朝廷之上破格用人，草野之间征举隐逸，简贤能豪杰之士，不次擢用，或备将帅之选，或堪出使之才，睦邻柔远，御侮保疆。而于东南洋诸岛、新旧各金山俱设领事，以树国威，以张国体，收拾中� ��之人心，翼保远方之黎庶，俾声威远暨，迄乎徼外，通商各国，皆简遣使臣前往驻扎。无事则礼乐雍容，有事则甲兵奋武，鹰扬八荒，虎视六合，方且轶汉超唐，驰乎域外。呜呼！谓不足见大一统之盛哉。 　　兴利 　　中国地大物博，于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，特当轴者不能自握其利权，自浚其利薮，而亟为之兴利焉耳。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，而不尚理财之说。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，贵谷而贱金，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。如行泰西之法，是舍本而务末也。况乎中国所产足以供中国之用，又何假外求而有俟乎出洋贸易也哉？呜呼！即其所言农事以观，彼亦何尝度土宜，辨种植，辟旷地，兴水利，深沟洫，泄水潦，备旱干，督农肆力于南亩，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？徒知丈田征赋，催科取租，纵悍吏以殃民，为农之虎狼而已。徒有其名而无其实，又复大言而不惭，此真今日士子之通病也。如是天下何由而治？盖富强即治之本也。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民既能自谋其生以优游于盛世，自然可静而不可动，故舍富强而言治民，是不知为政者也。西北之地，古帝王之所兴，建都立业，南向以驭天下，初何尝转输于东南？今河道日迁，水利不讲，旱则赤地千里，水则汪洋一片，民间耕播至无所施。此当相地所宜，而为民谋生聚之道，使其所产足以自给，或种木棉，或兴织纴，以补其所绌，亦或一道也。利之最先者曰开矿，而其大者有三。一曰掘铁之利。中国产铁之处不可胜计，盖矿中有煤则必有铁。今中国业经设立船厂、炮局、机器所，无不需铁以资熔铸，必取之于英，是以利畀外人也。今我自开铁矿，则一可省各处厂局无穷使费，二可铸造枪炮，建制铁甲、战舰、火轮、兵舶，三可创造各种机器，四可兴筑轮车铁路，而亦可售之于西人，以夺其利。一曰掘煤之利。中国煤矿遍处皆是，西人向者曾遣格致之士细行考察，知中国一省之所产，足以抵欧罗巴一洲而有余。开矿出煤，于中西皆有裨益。何则？西国轮舶往来中土，其所用之煤皆自远运至，其费不赀，一旦设有不给，轮船即不可行，贻误非轻，若中国有煤，则彼取资甚便。西人每请中国开煤矿而不请中国开铁矿，其深谋秘虑，已可窥见其隐。英人本国虽仅屹然三岛，而以煤铁之利雄于欧洲，其煤铁多贩运于各国。中国既有煤铁，则彼贸易亦必稍减。且我有煤铁，而出口之价稍昂，彼亦无如我何，而我得以独收其利矣。一曰开五金之利。云南产铜，山东、山西产金，而烟台一带尤旺，粤东产水银，四川产银，此法人近日周历其地而知之，曾已绘图贴说，邮寄其国。中国诚能亟为开掘以足国课，而广铸金、银、铜三品之钱以便民用，俾易于流通，又何必全恃西国之银圆欤？其次曰织衽之利。织衽必以机器为先，事半而功倍，巧捷异常，而其利无穷。宜度各省所有之物产而设立机房，如织绒则设于天津、直隶，以取口外之羊毛，织布则设于上海、苏州，以就其地之木棉，织绸则设于湖郡、杭州，以购其地之蚕丝。西人贸易于中土者，不过以匹头为大宗，若我自织，则物贱而工省，且无需乎轮船之转运，其价必贬，西人又何能独专其利欤？此外则一曰造轮船之利。令民间自立公司，购置轮船，用以往来内河，转输货物，装载人客，既无虞乎盗贼，亦不费乎日时，此皆轮船之小者也。其大者，亦可上溯乎长江而远至于外洋，载运各货以贸易于欧洲各国，久而行之，其利自溥。一曰兴筑轮车铁路之利。今南北道阻，货物贱之征贵，贵之征贱，每苦其贩运之烦，劳道途之辽远。自有轮车，而远近相通，可以互为联络，不独利商，并且利国。凡文移之往来，机事之传递，不捷而速，化驰若神。遏乱民，御外侮，无不恃此焉。如谓敌国资其铁路而反可长驱直进，适以因之自敝。此殆不然。铁路虽蜿蜒� ��里，轮车虽势若奔电，而去其寻丈之路，即车不能纳轨，轮不能骤驰，或投石而斩木焉，即为之阻，又何虑之有？或谓开矿则足以扰民，是鉴于明代之失，而因噎废食也。夫岂无善法以维持之欤？或曰机器行则夺百工之利，轮船行则夺舟人之利，轮车行则夺北方车人之利。不知此三者，皆需人以为之料理，仍可择而用之，而开矿需人甚众，小民皆可藉以糊口。总之，事当创始，行之维艰，惟能不惑于人言，始能毅然而为之耳。诸利既兴，而中国不富强者，未之有也。 　　尚简 　　隆古以还，靡得而知之矣，唐、虞而降至于三代，其治不相袭。如夏尚忠，商尚质，周尚文。至于周末文胜，卮言日出，诸子百家各鸣异说，而朝聘宴享往来酬酢之间，其言词之繁、礼仪之费，徒尚虚文而无实用，其弊至于不可胜言。至祖龙崛起，悉举而付之一炬，此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。盖天下为治无常，质胜则饰之以文，繁极则御之以简。自汉至今，几二千余年，人情之诈伪极矣，风俗之浇漓至矣。律例繁多，刑狱琐碎。文法之密，逾于网罗；辞牍之多，繁于沙砾。动援成法，辄引旧章，令人几无所措其手足。各直省禀报之案，虚词缘饰，百无一真，而更益之以六部之律例纷纭，互相牵制，不知此特便于吏胥舞文弄法，索贿行私，以上下其手而已，非特不能为治，且足以壤政体，而于经国治民毫无裨补。即其下，繁文缛节亦指不胜屈，要不过徒乱人意耳。故吾尝曰，吏胥所据之部例，士子所习之时文，皆可尽付之祝融虐焰中，而后大快也。昔者汉高祖之入关也，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耳，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其言直捷简快，而其感于人心，已至于浃肌肤、沦骨髓。然则治天下，岂在乎法律之多，足以杜弊而止奸乎？时至今日，在官与在民皆患其繁，势不得不以简御之。其一曰任人。内而天子之权寄于宰相，宰相分之于六部；外而天子之权寄于督抚，督抚分之于牧令。皆必久其期，专其任，虽在远而信之不疑，毋令文法之吏得以掣其肘。既曰破格用人，则所荐举者试之于事，即可不次擢用，而毋令部吏拘以资格。推之于外省调迁委用，亦惟督抚得而持之，一切铨选诸弊端，毋得以挠其间。其一曰设官。请废捐纳一途，而以科甲、保举二者并行。科甲则废斥时文，专尚实学，务求其明晰时务，通达政体，于钱谷兵刑诸大端无所不通，使其于进身之时，即为作官之地，文字则其末也。保举则行古者乡举里选之法，孝弟、经济不专于一门，即使其疲车羸马，庐墓割股，致饰于外，而亦足以厚风俗，正人心，较之无用之时文，相悬奚啻霄壤？若捐纳不废，则官方断不能澄，宦途断不能肃，徒足以病国而殃民。即使此中有才，乡里中岂有不共举之者乎？何事于纳赀为也。其一曰取士。取士不尚乎多，而贵乎有用。今一邑取数十人，而名之曰秀才，其中珠玉与泥沙等耳。且间一岁而取数十人，不数年间，邑中为士者不少矣。为士者多，此民之所以病，而天下之所以乱也。汉家设力田一科，盖欲其无骛乎士之名，而尽其农之实也。取士既废时文，则所以甄别人才者，直言极谏，舆图、象纬，一切专求乎实用。此外则仿效西学，研求西法，务极其精，俾亦得以致身通显，则天下之士无不自奋矣。其一曰练兵。训练水师，整顿陆营，增置战舰。其所用之器，纯以枪炮，而废弓矢刀矛；其所驾之船，纯以轮舶，凡近日所制造者，尽售之于民间，或以供采办运载之用。此外裁汰冗兵，增给军饷，而后营伍无虚名，兵士得以尽心于王事。军中拔擢，以材力、器艺、技巧为先，而兵部但总其大成而已。别开武科，分为三途，一驾驶轮舶也，二制造器械也，三演放枪炮也。此与弓刀石三者，所习非所用，所用非所长者，相去不万倍哉。以上四者乃其大纲也，其所以御之者，贵乎简而已矣。至于与泰西诸国交际，则尤当以简为尚。周旋揖让，无徒事乎虚仪，当与之开诚心，布公道，可否决以一言，不必词费也。目今时事正坐坏于羁縻二字耳。曩时主国是者，尚拘泥乎成例，而今成例安在？可见事之不可不变通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。”非今日之急务哉� ��而何有乎言说之支离，何有乎文移之往复？其在治民也，于宽大之中隐寓裁制之法，务求其情得以上达，俾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。如造轮船，制机器，设银肆，开煤、铁、五金诸矿，出洋行贾，轮舶行驶于内河，许民间设立公司，听其自为，而官常保助之，毋遏抑之。诚如是也，有不国治民安，上下相通，内外交悦，以臻于无为之化者，未之有也。 　　停捐纳 　　天下自捐纳之开，朝廷之上，几有市道焉。内官自郎中始，外官自道员始，以次递下，一切皆有价值，而更复减价折值以广招徕。从此守财之虏、纨绔之子，只须操数百金、数千金、数万金，以输之部，立可致荣显，朝犹等于负贩，夕已列于搢绅矣。其用赀尤多者，即可领凭赴任。其指省分发，需次省坦者，亦复随行逐队，听鼓应官，公然以为民上自居矣。但得与上游相识，或有世交旧谊，立可得优差，或分派之厘税各厂，月取数十金或百余金。而问其果皆实心办事否，则月至不过数日，余皆委之司事而已。各厂事简而人众，不过上游以此为调剂而已，其所以糜费朝廷之府库者，不知凡几，是挟数百金、数千金，而月收其利至于无算。但在厂当差数年，而捐纳之赀早已全偿，及其挨班得缺，取盈于民，尚忍言哉。近日行捐员考试之法，以观其通否，而所出之题则策论也。闻悉系倩人代作，不过照例纳金以饱阍役之囊橐而已。若是者，仍非甄别以文字，而仍索取其货贿也。其有不觅代倩，不纳苞苴者，则必墨污其卷，涂改其字，俾置劣等，盖法立而弊生如此。夫所谓捐纳者，原与科甲不同，使必能以文字争长，则又何必舍科甲而就捐纳哉？今必试之以必不能之事，而曰不能则汰之，是亦冤矣。况乎居官莅民，独在区区之文字乎？其见亦傎矣。为上游者，独不可于接见之顷，询之以时务，试之以谳狱，示之以疑难案牍。只于数语之间，即可觇其才识，自此二三次或四五次，其胸中所蕴，能堪治民与否，当必昭然洞悉。才者进之，不才者退之，固易易耳。无奈今之为上游者，只以情面为瞻徇，请托为引援，钻营为阶进，财贿为升擢，逢迎结纳为与畀，惟便其一己之私而已。其所谓贤者未必贤，所谓才者未必才，官方何由澄叙，宦途何由整肃哉？原夫捐纳之初，已以利始，至此而责其志趣卑污亦晚矣。捐纳之弊，大者病国殃民，小者空糜廪禄，故不废捐纳，天下终不得治。然则今日各省所有之捐员，将尽沙汰之乎，抑另试之以别事，使其各效奔走乎？吾请为上者大加察核，汰其不肖、不才、不能者，而擢用其贤者、才者、能者。沿海之地则先试之以洋务，其在他省则先以理财各事试之，果其不竞不贪，而后委之以民事，必倍昭其郑重，而彼自奋矣。或曰，为仕者贵乎通达政体，明察利弊，以爱民之实心，行爱民之实政。往往见科甲出身者，仅知诵读时文，迂腐之气，不可向迩，否则自恃为正途人员，骄凌贪愎，为人所不敢为。而捐员之抚字催科，反出其上，故才居报最行堪卓异者，多出之捐员之中。是则何途无才，捐员何不可与科甲、保举两途齐驱并驾哉？不知捐员之自拔于寻常者，千百中之二三而已，其足以坏国家之大体，为盛德之深累者，实无穷也。蒙故以为捐纳一途，万不可不停。然则今日之军需兵饷所以补苴正赋者，将从何出？此时帑项已极形其支绌，再裁此款，其势实难，此筹国是者断不肯听也。吾以为无难也。捐纳一途，但当如汉家纳粟之例，畀以虚衔而不能给以实缺，此外则如虞廷金作赎刑之例，但许赎罪而不能求官。且每年诏各直省督抚，痛裁糜费，厘税各厂，止设一官以专责成，其余一切罢之，即以羡余归之国家。且亦思捐例日开，捐员日多，现已有壅挤之患，再阅数十年，将所谓官者满街悉是，遍地皆然，烂羊续貂之诮，重见于今日矣，岂盛朝之所宜有哉？矧乎兴利之法，于今实多，又何必鬻爵售官，至于累民病国？如开辟矿务，整顿鹾纲，鼓铸钱文，皆今日之要务也，何不次第而举行之？呜呼！宜废者不废，此民生之所� ��日敝，国计之所以日绌也；当行者不行，此财源之所以日竭，利权之所以日落也。徒令天下有心人抚怀宦习，蒿目时艰，虽焦唇敝舌，大声疾呼，而终至于无如何也。 　　设官泰西上 　　我国自与泰西通商以来，中外交涉之事亦正多故矣，于是议者遂谓中外之相隔阂，固由于语言文字之不同，而亦由于声气之不通也，莫如遣使驻扎各国都城，而于华人汇聚之地，简派干员，设立领事，藉以为之保卫。此议一兴，论者以为然，于是朝廷简贤任能，各授以职，固有意乎经营远略，而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矣。顾或者以为，吾观泰西列邦之通商人国也，商之所至，兵亦至焉，无不驻战舰，设水师，置火器，往来络绎，隐然若备敌国，一有龃龉，兵锋立启。彼以为非如是，则不足以张国体，树国威。往者彼国之行贾于印度、东南洋也，率皆拱手以听命，于是蚕食鲸吞，据为己有，隶入版图。故欧洲各国所临其地之人，无不畏威奉令，退让慑服之弗遑。泰西之以兵力佐其商力也如此。若我国则不然，仅恃一介之使，天朝之命而已。其持节而至泰西也，即附乘其邮舶而行，一切咸赖西人为之调度。昔蔡侯、许男二国君也，以其同乘楚车，谓之失位，故不书于《春秋》。今钦使领事附乘西航，何以异是？则其衔命之初，已无威仪之足慑，又何论其他？至于领事所治者，商务也。若华民之至外土者，类皆潦倒困穷，流离颠沛，计无复之，远泛重瀛，以期缓死须臾而已，掘金而外，工匠、农役为多，安得有巨力者出其间？且其人，类皆顽愚凶悍，习与性成，在内地犹难加以约束，况其出乎数万里之外哉？既无名分之相系，又无势力之相维，一旦交涉事起，殊难措办。至于新嘉坡、槟榔屿、噶罗巴、东南洋诸岛，虽多闽、粤之人寄居，顾其人，类皆购田园，长子孙，数世相承，有在其地二百余年而不归者，率入英籍，为其管辖，所异者不过衣服、饮食、文字、语言尚如其旧耳。今我国设有领事以临之，恐未必为我所用也。或谓华民之流寓于各处者，不下数百余万，其中岂无魁硕贤豪，杰然特出，为众望之所孚，舆情之克协者乎？倘国家赐以尺一之书，立为领事，使之总理各务，必能施措裕如，折冲御侮，为邦家光。近如新嘉坡之黄君、越南之张君、旧金山之刘君，皆其卓卓者也。我国家如欲设立领事，何不使之前驱先导，辟莽披榛，以致其成效乎？吾以为此说亦未必然也。盖彼之所以取信于西人者，不过在贸易场中焉耳，于国家政事体裁未必能知之也。且彼声誉之来，乃由倚赖西人而致，赵孟之所贵，赵孟能贱之，即使一旦畀以重任，亦复奚裨？试观出入西人之门者，其料事非不明，论事非不精，人人无不以为熟悉洋务，及既筮仕服官，而其设施展布，绝无所异于人。何则？其于一切消息，不能随事而通也，不能随人而访也。如是，局中之所事，实异局外之所闻可知矣，又何怪其昔昭昭而今昏昏也？吾见如是者盖不一其人矣。然则洋务岂易言哉？况乎出使远国，保持商旅哉。呜呼！立国以自强为先，在乎己者能有恃以无恐，而其余自无不举矣。 　　设官泰西下 　　中国地大人众，实为全地球之冠。以人数而论，几足以抵欧罗巴一洲，泰西诸大国无一能与之颉颃者。即以粤东一省言之，前时户口之数书于版籍者，不过三百万，今则几不下三千万。无论通都大邑人居稠密，即巨乡重镇亦皆有十数万众，其散而之四方者，莫能稽也。至其谋生海外，寄处于遐陬绝峤者，更不知凡几。大抵近自东南洋各海岛，如越南、暹罗、新嘉坡、槟榔屿、噶罗巴、非里比纳、婆罗洲、苏门答腊等处，远如澳大利亚岛、嘉厘符尼亚、秘鲁、古巴等处，统计之不下数百余万。而每岁附蕃舶以往者，犹络绎不绝于道。香港一孤岛耳，时为盗贼之巢穴，兽所嗥，兔所窟。乃自英人开辟以来，诛草莱，平荦确，建室庐，楼台四重，金碧巍焕，而华人趋之如鹜集，至今生齿渐众，已约十三四万，然犹曰此与内地毗连尚近也。东南洋中，凡西人所辟之埠，非华人旅处，不能成聚落，盖西人不过十之二三，华人则十之六七焉。华人至其地，即为其民，一切皆归其钤束。华人皆以为彼西官自能保卫维持，久已相安若无事。惟美国之嘉厘符尼亚一部，华人旅居者，近为埃利士土人所苛待，窘逐困迫，屡濒于危，由是喁喁向望，冀中朝遣使遥临，藉以镇抚而安集之。此人穷则呼天，疾病则呼父母也。古巴、秘鲁之为佣者，日遭虐待，困苦颠连，暗无天日，亦无日不冀天使之来，以拔之水火而登之衽席。今我国家眷顾苍黎，不忍以数百万赤子远弃之海外，特议简星使，设领事，以为保持计，其恩德汪洋膏泽，滂沛斯民，虽捐糜踵顶，亦不足以报万一。然而当斯任者，则甚难也。其在东南洋各岛者，既不能尽归我国领事所约束，而其备于异域者，身在槛阱，欲赎而脱其系，又非中朝力之所能及也。是则领事之设，亦惟虚位备员而已，于海外之民曾亦何补？一有龃龉，反足以损国体而失国威。或曰，泰西诸邦通商于吾中土者，未必尽强国也，如葡、比、嗹、瑞，蕞尔弹丸，亦不过比之滕、薛、邾、莒而已，而每遇事故，辄作飞扬跋扈状，吾中国亦无如何也。英、德、俄、美、普、澳，领事之权几与公使等，凡有所请，无不曲从。西商之来者，亦未必尽遵矩矱而守条教，其所谓入国问禁者无有也，惟径行其西律而已，中朝之律法禁令何尝能加于其身，是固何所恃而不恐哉？则曰彼盖以兵力佐其商力也。调水师，驻战舰，隐然若备敌国，而官吏廉俸、兵士饷糈，一皆取之于商人，而无烦其朝廷之擘画也。而谓海外华民能之乎？华民之至海外者，大抵皆赤贫无赖，计无复之，然后去亲爱，狎波涛，以一死作孤注。其中间有获巨赀者，则即以此为乐土，托西籍以自庇。其在彼处所以绳之者，西法也，讼狱之事，西官听之，虽设领事，岂能为之袒护？徒观其荷桁杨入缧绁而已矣。其在穷迫之民，宛转呼号，以诉于领事之前，领事其能代为设法乎？博施济众，尧、舜犹病，惟有以此自解耳。领事既无利权，又无兵威，形格势禁，孤立无援，言语之不通，文字之不知，亦犹等诸木偶而已。或曰，嘉厘符尼亚一部，华人之殷富者未尝无人，况集腋成裘，积小成大，未尝不可为领事助。不知享其利而不能御其害，安其乐而不能免其灾，愈以解华人之体而贻外邦嗤笑耳。埃利士人之凶横，美官尚不能制，美廷明知其故，而反欲改易和约，以为弥缝，则亦大略可知矣。总之，其弊所由，则在西人至中国，则称之为彼国之商，贵逾上宾；华人至西国，则比之于己国之民，贱等仆隶。积重难返，无可挽回。有心人每论及此，无不吁嗟太息而并不欲见闻也。今请一言以蔽之曰，� ��保民于海外，法立而威行，则莫如由自强始，而自强则在得人而已。 　　遣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