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库全书 / 史藏 / 目录-26部 /

　　每卷题“诗外传”，无“韩”字。惟卷首钱惟善序题有“韩”字。序后有“吴都沈辨之野竹斋校彫”篆书木记。首行题“诗外传卷第一”，次行题“韩婴”二字，每半叶九行，行十七字，大如钱，左右双边。余以此本校之毛氏津逮本，小有异同，而此为优。盖毛氏亦原此本而又有谬误者也。程荣《汉魏丛书》所据原本，脱首卷第二叶，竟以“抽觞”接“游女不可求思”刊之，其他谬误亦多。何允中虽补此一叶，而谬误者亦未能校正。余尝作札记，视赵怀玉、周寀校本，似为详密云。 　　按沈辨之，明嘉靖间人，与文休承兄弟往来。《孙祠书目》因其木记接钱《序》后，遂以沈为元人，非也。余谓此刻款式虽古，而字体实是明嘉靖间之格，《访古志》称即以元本重雕者，亦非也。此本亦得之立之，首有“吴氏仲文印”，又有“黑水居图书记”。 　　○《周礼郑氏注》十二卷（南宋椠巾箱本） 　　宋刊巾箱本《周礼》，唯齐次风《石经考文提要》犹及见之，近来著录家未之闻。阮氏《校勘记》亦不载，知传世鲜矣。中有“重言”无“重意”，故标题略之。其文字往往与岳本及明刊徐氏本合，注疏本皆不及也。江阴缪筱珊编修爱不释手，乃影摹一通，而以原本归之。 　　《初学记》二十四卷出“国游”注：“《周礼》曰：‘囿人掌国游之兽禁。’郑元注云：‘国之离宫小苑游观处。’”今本《周礼》皆作“囿游”，注云：“囿游，囿之离宫，小苑观处也。”据“疏说”云云，知贾公彦所见本已如此，想宋以下板本无异同者。“国游”、“囿游”皆通，“观”上无“游”字不可读。而阮校本不及之。附记于此。 　　近见归安陆氏有宋椠巾箱本《周礼》，然彼有“重言重意互注”字，亦非此本也。 　　○《仪礼郑注》十七卷 　　明陈凤梧刊本。每半叶十行，行十九字，经、注并同。首题“仪礼卷第一”，次行题“汉郑玄注”，三行顶格，题“士冠礼第一”，皆非古式。附载释文，同释经者即紧注其下，其释注者则加○，而附于注后。所见宋椠经注本，亦无此式者。其“士冠礼第一”下，引郑《目录》，遂使后来刊注疏者误认此为注文，而不标“疏”字。按顾亭林据唐石经，称“今本《仪礼》脱经文五条”。此本五条皆在，唯《乡射礼》“士鹿中”下脱注文耳。然以严州本校之，其他注文亦多脱误。据凤梧自序，盖以钞本上木，宜其所遗失也。是本为狩谷掖齐旧藏，森立之《访古志》称其与近世所行本大有异同，赞为绝佳之本。盖亦只就闽、监、毛注疏本校之，则此为佳耳，固不足与严州本、徐氏本并论也。然脱误虽多，取源自异，其足与严州、徐氏互证者，正复不少。此本箸录家皆不及，则亦未可竟废之也。陈氏自序别刊有单经本，今不得见，睹此可知其概矣。 　　○《春秋左传集解》三十卷（古钞卷子本） 　　初，森立之为余言，日本惊人秘笈以古钞《左传》卷子本为第一，称是六朝之遗，非唐、宋本所得比数。此书藏枫山官库，不许出，恐非外人所得见。余托书记官岩谷修访之，则云遍觅官库中未见。余深致惋惜。乃以所得小岛学古所摹第三卷首半幅刻之《留真谱》中，冀后来者续访之。立之又为言，此书不容遗失，俱道是如何椟藏之状。复以白岩谷。忽一日来告，云此书无恙。余即欲借出一观。岩谷云：“此非吾所敢任。”余谓贵国有如此奇书，韫椟而藏，何如假吾传录于西土，使海内学者得睹隋唐之遗，不尤贵国之光乎？岩谷冁然，即遍商之掌书者借出，限十日交还。书至，果卷子三十，无一残缺，纸质坚韧，盖黄麻也。每卷有“金泽文库”印，卷后有“建长八年叁河守清原、建保三年清原仲光、文永五年音博士清原等校刊”题记。余乃倩书手十人至寓馆，穷日夜之力，改为摺本影钞之，刻期书成。其中异同之迹，真令人惊心动魄。多与陆氏《释文》所称一本合，真六朝旧笈也。其有《释文》不载，为唐石经、宋椠所夺误者，不可殚述别详《札记》。今第举一二大者。如《昭公廿七年传》：“夫鄢将师矫子之命，以灭三族。三族，国之良也。”今各本不叠“三族”二字，得不谓是唐石经以下之脱文乎？如《庄十九年传》：“鬻拳谓爱君矣。”注：“楚臣能尽其忠爱，所以兴。”各本“楚”下无“臣”字，尚可通乎？又如《隐九年传》：“衷戎师。”注：“以过二伏兵。”各本“过”作“遇”，山井鼎所见兴国本亦作“遇”，旁注“别本作过”，盖校者据此本耳。而阮氏《校勘记》非之。窃谓此一字千金也。盖祝聃引戎师超过二伏兵，至后伏兵，后伏兵起，戎还，二伏兵御其前，后伏兵击其中，祝聃反逐其后。故注云：“前、后、中三处受敌。”衷戎师之情景如绘。若初即已遇见二伏兵，戎师不斗即还走矣，安得更随祝聃至后伏兵处乎？此得不谓宋椠以下妄改乎？至如何义门所举“死而赐谥”，古刻多然，此类不足称说矣。原本校注甚为精密，其作“乍”者，“作”之省；作“才”者，“摺”之省。所云“摺本”者，即谓宋本也。此书山井鼎所未见，盖山井鼎为足利士族，足利学所藏古钞本无《左传》，故《考文》只有兴国本及活字本，而无古本。枫山官库在其京师，非彼列侯之士所得寓目也。余乃从百年后得见彼国学者未见之书，不可谓非厚幸乎！ 　　○《春秋左氏传》残卷（旧钞卷子本） 　　自《昭公二十七年传》“惠已甚”起，至《三十二年》“民忘”止，每行字数不等，凡书“经”、“传”皆不出格一字，石山寺藏本。癸未春，日本印刷局借得，欲石印，余得往读之，相传为唐人笔，书法精美，纸用黄麻，信奇迹也。注文脚多“也”字，余别有详校本，今录其最异者：经文“二十”、“三十”、“四十”，并作“廿”、“卅”、“册”。《注》“令终，阳囟子”，“作“阳囟，正子也”。《注》“子果宋乐祁也”，“祁”下有“犁”字。《传》“乃辞小国”，“乃”作“则”。《传》“以灭三族，国之良也”，“三族”二字叠文，按文义，则不叠非也。自《唐石经》以下皆脱。《传》“是瓦之罪”，“罪”下有“也”。“晋祁胜与邬臧通室”，“邬”作“鄢”，与《石经》合；“民之多辟”作“僻”，与《释文》合。《注》“母氏性不旷”作“不广”。《传》“忿颣无期”，“颣”作“类”与《释文》一本合。《传》“共子之废”，“其”作“恭”，上有“与”字。按文义，有“与”字为长。《传》“闻其声而还”，无“其”字。《传》“为邬大夫”，“邬”作“鄢”，上、下《注》同，与《石经》合。“御以如皋”，“皋”作“睪”，古字通。《廿九年传》“堑而死”作“■〈漸上土下〉”，《注》同。《传》“能饮食之”，“之”作“龙”。《传》“赐氏曰御龙”下有“氏”字。《注》“在哀二十四年”，上有“事”字。《传卅年》“有所不获数矣”，“数”上有“礼”字。《传》“吴子问于伍员”，“伍”作“五”；“楚执政众而乖”，“政”下有“者”。“以待字之察也”，“察”下有“之”字。按《唐石经》此行计九字，是原刊有“之”字；“亦唯君”作“惟命”。《三十一年》：“秋，吴则侵楚”，“人”作“子”。“莒牟夷”《注》：“在五年”，作“在廿五年”。 　　○《春秋左传》三十卷（旧钞本） 　　此本不载经文，唯第三十卷载经文，其分卷与《唐石经》同，中缺北宋讳，当是据北宋经传本录出。然第三十卷仍录经文者，钞写时未能画一耳。亦或别有单行传本，缺第三十卷，而别以经传本补之耶？凡《传》文多与《石经》及沈中宾本合，沈本之显然讹误者，此亦不与之同。而间有与诸本绝异之处，则往往与山井鼎所记异本合，洵为北宋善本也。《庄四年》：“以国与纪季”，各本无“国”字，唯山井鼎云：“足利本及宋板旁记异本有‘国’字。”《十六年》“为宋故也”，各本脱“为”字，唯临川本有“为”字，与《释文》一本合。《三十年》“谋伐山戎也”，各本无“伐”字，《石经》重刻增入“伐”字。《闵二年》“命可知矣”，各本“矣”作“也”，唯足利本与此同。《僖三年》“未之绝也”，各本作“绝之”此与《石经》合。《二十二年》“隘而不列”，“列”上旁注“成”字，与《文选注》引合。“二十九字”“虽然郑亡，子亦有不利焉”，各本无“虽”字，此与《石经》合。《文六年》“辟刑狱”，各本作“辟狱刑”，此与沈本合。《宣十一年》“对曰，可哉！吾侪小人”，注疏本脱“可哉”二字，此与临川本合。《成二年》“从左右皆射之”，各本“射”作“肘”此与纂图本、淳熙本合。“杀灵侯”，各本作“弑”，此与沈本同。《十三年》“养之以福”，旁注引家本作“养以之福”。《十五年》“向带为太宰”，与《释文》、沈本合。“宋杀大夫山”，“杀”下无“其”字，与沈本同。《十六年》“晋有胜矣”，各本无“晋”字，《石经》旁增“晋”字。《襄四年》“弃武罗、伯困、熊”，各本“困”作“因”，唯临川本、沈本与此同。《八年》“亦不使一介行李”，各本“介”作“个”，此与沈本同。《十二年》“同姓临于宗庙，同宗临于祖庙，同族临于祢庙”，三“临”字各本无。《十四年》“吾今实悔过”，各本“今”作“令”，此与沈本合。“使子行请于孙子”，各本无“请”字，足利本旁注：“异本有‘请’字”。《石经》初刻有“请”字。“夫君，臣之主也”（按：此恐误，）各本“臣”作“神”。《十九年》“士子孔亦相亲也”，各本“士”作“二”，此与临川本、沈本合。《二十三年》“非鼠何如”，各本作“如何”，此误，与沈本同。《二十四年》“胡载不谋”，各本“载”作“再”。《二十五年》“枕尸而哭之”，各本无“之”字，此与临川本、沈本同。“何以至大焉”，各本无“大”字，足利本旁记异本有“大”字，临川本有“大”字。“赋车兵徒卒”，各本“卒”作“兵”，此误，与沈本同。《二十六年》“君与夫人”，各本作“大夫”。《昭三年》“又弱一介焉”，各本作“个”，惟明监本与此同。《四年》：“曰晋有三不殆”，各本“曰”上有“公”字，此与沈本合。“礼吾未见者有六焉”，各本“吾”下有“所”字，此与沈本同。“使寘诸馈于介而退”，各本无“诸”字，“介”作“个”，惟《文选?思元赋注》《运命论?注》引作“介”。《五年》：“敝邑休殆”，各本作“怠”，此与沈本合。《七年》“周文王之法”，下无“曰”字，旁添“曰”字。《八年》“莫保其性”，宋残本、十行本“保”作“信”。“臣必致死礼以息楚”，“楚”下无“国”字，与岳本同。《十四年》“恤孤寡”，各本“恤”作“宥”，与岳本、沈本同。《十九年》“民有乱兵”，各本作“兵乱”，此与沈本同。《二十年》“郳申”，各本“申”作“甲”，此与临川、沈本同。“古者无死”，各本“� �”作“若”，此与沈本合。《二十七年》“工尹麋”，不作“王尹■〈鹿外木內〉”。《定三年》“庄公下急而好絜”，各本作“潔”，此与《石经》、临川本合。《四年》“命以康诰”，各本“康”作“唐”，此与沈本同。《八年》“必以而子厚”，各本无“厚”字，此与淳熙本合。《十四年》“谋救范中行氏也”，各本无“也”字，此与《石经》合。《哀元年》“逢猾当公而进”，各本“猾”作“滑”，此与足利本合。《十五年》“事死如事生”，各本无“事”字，此与沈本合。《十七年》：“皇瑗奔晋，召之”，此本“召”之上旁注“宋公”二字。《二十四年》“以荆为太子”，各本“以”上有“而”字，此与足利本合。《二十五年》“少畜于公宫”，此本“公”下旁注“宫”字，与《石经》初刻合。其他与各本异同参半，及笔画小异者，别详《校札记》。 　　○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（宋椠本） 　　宋嘉定丙子兴国军教授闻人模校刊。末有《经传识异》数十事，又有校刊诸人官衔及闻人模跋。每半叶八行，行十七字，不附《释音》，藏枫山官库，盖即毛居正《六经正误》所称兴国本。余以《正误》所引十三条对校，一一相合。又以山井鼎《考文》照之，则彼所称足利、宋本者亦无一不合；而山井鼎不言是兴国本者，以所见本无末题数叶耳。按岳氏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称：兴国本为于氏所刊，此本并无于氏之名。又称于氏本每数叶后附《释音》，此本无《释音》。又称于氏本有圈点、句读，并点注文，此本无句读，则非于氏本无疑。盖兴国旧板始于绍兴郑仲熊，只有《五经》，闻人重刊《左传》，并修他板，亦只《五经》（详见闻人跋），至于氏始增刻《九经》。其《五经》经注文字虽仍旧木，而增刻《释文》、句读。故同为兴国本，而实非一本也。（大抵南宋之初，诸道所刊经传，尚不附《释音》，至南宋末，则无不附《释音》者。）岳氏既称前辈以兴国于氏本为最善，而又议于氏经注有遗脱，余尝通校此本，则经注并无遗脱。或于氏重刊此书，失于检照而有遗脱耶？（于氏增《释音》、句读已非以原书覆板，重写时，保无改其行款？故有遗脱之弊。）且尝以岳本互勘，皆此本为胜。（如《昭二十年》：“卫赐北宫喜谥”，《杜注》“皆未死而赐谥。”此本无“未”字，与何义门所见宋残本合。岳本有“未”字，非也。）不特岳本，凡阮氏《校勘记》所载宋本亦均不及之。然则今世所存宋本《左传》，无有善于此者（别详《札记》。）余在日本，曾劝星使黎公刻之，以费不足而止。窃羡闻人以校官怂恿当事者，既刻此书，又修《五经》板；余亦校官，携此书归来数年，口焦唇干，卒无应之者。古今人不相及，读闻跋，弥滋愧已。 　　○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（覆宋本） 　　右日本古时覆宋刻《左传集解》，不附《释音》，每半叶八行，行十七字。森立之《访古志》载此书云，是依蜀大字本重刊者，与李鹗本《尔雅》同种。其刻当在应永以前，然则此本虽非宋刻，而覆板时亦在宋代，故传本亦绝希也。唯立之云：是覆北宋蜀本。余亲质之，则以字体类《尔雅》，又以不附《释音》，故余覆校之，“慎”字缺笔，知其决非北宋本。其后借得枫山官库所藏兴国本，行款匡廓字体皆与此本同，略校数册，文字亦无异，乃知此本即覆兴国本。特所据祖本失载《考异》闻跋耳。（森立之未见枫山官库本，故不知此本原于兴国。）余乃影摹刻补于此本后，使后之读者得所指名。按岳氏言，《哀十六年》：“石乞曰此事也；克则为卿”，诸本多无“也”字，兴国本有“也”字，今此本无“也”字，而“此事克”三字占四格，此明为重刊时去之。后来于氏重刊，又依郑氏旧本增入“也”字。又岳氏云《僖二年》“若不阙秦，将焉取之”，原本无“若”、“将”二字，此本挤入，故八字只占六格，与后《考异》亦不相应。未知此为闻人校刊时改刊，抑日本重刊时改刊也？惜当日未以闻人原本校及此。余从森立之得此书，立之自有跋在箧盖里面，称此书为市野光彦旧藏，后归涩江道纯，是二人皆日本旧藏家。今书每册首尚有二人印记，册尾市野光彦亦有跋。又称，此外唯狩谷望之藏一本，而余乃并得之，以一部与章君硕卿。又按：山井鼎云：“庆长活字板原于此本”。余尝互校之，亦有异同。 　　○《春秋集传释义》十二卷（元椠本，有图） 　　元俞皋撰，首吴澂序，真书杂以篆书，亦颇有致。次引用诸家名氏，次《凡例》。《凡例》后有“至元后戊寅日新堂栞行”木记。次《程朱说春秋纲领》，次《自序》，次《三传序》，次《程传序》，次《胡传序》。首题“《春秋集传释义大成》卷之一”，次行题“后学新安余皋述”。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；注双行，行二十七字。四周双边，中缝双墨盖，雕镂精雅，钱氏《敏求记》称为元椠之至佳者。信然。（俞氏所据《经》、《传》文皆宋佳本，往往与《唐石经》合。） 　　○《春秋穀梁传》十二卷（宋刊本，刻入《古逸丛书》） 　　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经本，今闻于世者，曰《周礼》、曰《公羊》、曰《穀梁》。《公羊》扬州汪氏有翻本，《周礼》旧藏卢雅雨家，惟《穀梁》仅康熙间长洲何煌见之。然其本缺宣公以前，已称为希世之珍。此本首尾完具，无一字损失，以何氏校本照之，有应有不应，当由何氏所见为初印本，此又仁仲覆校重订者。故于何氏所称脱误之处，皆挖补挤入。然则此为余氏定本，何氏所见犹未善也。原本旧为日本学士柴邦彦所藏，文政间，狩谷望之使人影摹之，纤豪毕肖，展转归向山黄村。余初来日本时，即从黄村求得之，怂恿星使何公重翻以传。会瓜代，不果。既新任星使黎公乃以付之梓人，逾年而后成。按《穀梁》所据之经，不必悉与《左氏公羊》合，而分经附传之例，亦与二《传》差互。至范氏之解，则传习愈希，除《注疏》刊本外，绝鲜题证验。即明知有脱误，亦苦于无征不信。然则此本之不绝如线，诚为瑰宝。今以唐石经证经、传，以唐宋人说《春秋》三传者佐之，以宋监本（余所得日本古钞经注本，首题“监本春秋穀梁传”，多与十行本经注合、）注疏本证《集解》，以陆氏《释文》佐之。又自宋以来所传经注本，不必与《释文》合，而合刊注疏者，往往改释文以就之。至毛本则割截尤甚。此本后有仁仲自记，不以《释文》改定本，亦不以定本改《释文》，犹有汉唐经师家法。今单行《释文》俱在，此本既悉与之合，故于注疏所附，亦不一一订正焉。光绪癸未秋九月记。 　　●日本访书志卷二 　　○《论语集解》十卷（古钞卷子改摺本分为四册） 　　卷末有“观应元年五月二十二日。非夫人之为书，而谁为书？柳下惠则可，吾则不可？本住院权律师豪俊书”。然则是亦僧徒所为。其引“柳下惠”云云，未知其解。《上论》二册为一手所书，墨法浓古；《下论》二册又为一手所书，用墨稍淡。其自《学而》至《雍也》注，皆全载姓名，句末亦多虚字，然自《中人以上章》以下，亦仅载其姓，《述而》以下，则多削其名，句末虚字亦多删削，亦有全载姓名者。第三册《先进》、《颜渊》两篇，全载姓名，亦有数章削名者。《子路》、《宪问》以下至末，则全削其名。此书不见于森立之《访古志》。余初得小岛尚质校本，于《里仁》后跋云：“弘化三年丙午暮春，从卷子改帖本，朱校同异于正平本上层，此本上二帖纸墨最古，洵为六百七年外古钞。而下二帖，观应元年权律师豪俊所钞补也。”又于《雍也篇》后跋云：“卷首至此体式一同，斯本实为六朝旧本转传之真。而《述而》以下，盖据宋时改窜本补钞者，固不可就彼本以改此正平善本也。”又于《冉子退朝章》马融注“匡”字作“■”，因以为是豪俊补写时据宋代刊本之证。又云：“若据彼改此六朝旧本，则不能免取开元改字之本，以驳汉时博士之讥也”。今得此原本，细审之，乃知尚“贤”所云，《述而》以下据宋本补写之说为谬。而所云据宋本以改此六朝本者，为得其实。盖自《述而》以下，虽多削其名，而与《学而》一册同出一手一时所书，毫无疑义。况亦有全载姓名者，《先进》以下则多不载注者之名，而亦未全行删除。其注末虚字虽皆准宋本，而注中实与宋本多异。乃知此书四册，虽出两人手，而实为一时所钞。其自《述而》以下有削名者，则以当时习见宋本皆无名，故钞手随意省之；其有仍全书姓名者，则其删略不尽者也。至《退朝章》注中“匡”作“■”，此亦因当时宋本书流传彼国最多，触目皆是，故钞胥辈亦信笔效之。即如枫山库所藏古卷子《左传》，确为六朝本之遗，而所书“桓”字亦多作“■”，盖缘彼本亦钞于宋末，故有此弊也。不特此也，余所见日本当宋时所钞彼国古文书及佛经，凡“匡”、“桓”字皆多作“■”、“■”，又如庆长活本《七经》，实不尽据宋本，而所用活字皆缺“桓”、“匡”“贞”等笔，此足见习惯不察矣。 　　○监本《论语集解》二卷（宋刊本） 　　宋椠本。以《学而》至《乡党》为上卷，《先进》至《尧曰》为下卷分卷最谬，（当是坊贾所为。）监本《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》卷上，次行顶格，题“学而第一（凡十六章，下引陆氏《释文》）集解音义”云云，每半板十行，行十八字，注二十四字。全附陆氏《释音》。序后有“刘氏天香书院之记”八字木戳。又有《鲁国城里图》一叶接于序后，书中宋讳并缺笔（“■”、“■”、“■”、“■”、“■”、“■”、“■”、“■”、“■”【徵貞慎讓桓恒完亥匡】），唯“敬”字不缺。又《盖有不知而作章》注末，引朱氏曰“识音志”，则知此本刊于《集注》既行后也。今按，其与注疏本尤异者，若《不患人之不己知章》有注曰：“徒患己之无能知”。（与皇疏本、十卷注疏本合。）《一贯章》有注曰：“忠以事上，恕以接下，本一而已，其唯人乎？”（与岳本合，见余萧客《经解钩沈》。）《托孤章》有注曰：“重称君子者，乃可名为君子也。”（与十卷注疏本合。）此并足订近本之脱。其他经文尤异者，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”，“名”作“民”。“曰敢问死”，无“曰”字。（与《集注》同。）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”，无“之”字。“窥见室家之好”，“窥”作“门规 ”。“出纳之吝”，“纳”作“内”。注文之尤要者：《其为人也章》“孔子”作“孔子曰”。《吾十有五章》“有所成也”，“也”作“立”。《子游问孝章》“豕畜”之“畜”作“交”。《或谓孔子章》“与为政同”，“与”上有“即”字。《褅自既灌章》“列尊卑”，“列”作“别”。《里仁章》“里者人之所居”，“仁”作“人”。《公冶长章》“絏挛也”，“挛”作“系”。《令尹子文章》注“姓斗名穀”“穀”作“■”。《子在陈章》“狂简者”，无“简”字。《雍也章》“孔曰以其能简”，无“孔曰”二字。《子谓仲弓章》“骍，赤也”，“也”作“色”。《季氏使闵子骞章》“托使者”，“托”作“语”；“我辞焉”作“辞说”。《贤哉回也章》“簟食”下有“瓢饮”二字。《孟子反章》“前日启”，“启”作“奔”（此恐误。）《如有博施章》“皆恕已”，“恕”作“如”。《默识章》“无是行于我”，“我”上有“人”字。《用行章》“孔子言”，“子”作“曰”。《文莫章》“凡言文”，作“言凡”。《曾子有疾章》“不敢欺诈”，作“诞”。《如有周公章》，“周公者”，无“者”字。《才难章》，“人才难得”，“人”作“大”。《麻冕章》“下拜然後成礼”，“後”下有“升”字。《畏匡章》“未丧此文”，“此”作“斯”。《弥高章》，“有所序”，“所”作“次”。《反鲁章》“反鲁”下叠字。《在川章》“言凡往也者”，无“也”字。《唐棣章》“而不自见者”，“自”作“得”。《回也非助章》“无发起”，“无”下有“所”字。《厚葬章》“割止”作“制止”。《长府章》“因旧事则可也”，无“也”字。《善人章》“然亦不入于圣人之奥室”，“入”上有“能”字。《司马牛章》“孔子行仁难”，“子”作“曰”。《棘子成章》“与犬羊别”，下有“者”字。《年饥章》“孔曰孰，谁也”，无“孔曰”二字。《辨惑章》“孔曰”，作“包曰”。《子张问士章》“其志虑”，“志”作“念”。《会友章》“友相切磋”，“友”作“有”。《仲弓问政章》，“人将自举其所知”，“举”下有“之各举”三字。《多学章》“而一知之”，作“一以知之”。《三年之丧章》“子生于岁”，“于”作“未”。《待孔子章》“ 圣道难成”，“成”作“行”。《归女乐章》“废朝礼三日”，无“三日”二字。《荷章》“不分植五谷”，“植”作“殖”。《大师挚章》“居其河内”，“其”作“于”。《大德章》“小德则不能窬法”，无“泽”字。《尧曰章》“殷豕尚白”，“豕”作“家”。凡此者，虽不免小有伪误，而其佳者，或与《释文》合，或与《皇疏》本合，皆证据凿凿，优于明刊《注疏》本。其他字句异同不甚关出入者，别详《札记》。按《集解经注》本，明代无重刊宋本者。（自《集注》盛行之后，学者束诸高阁，故有明一代，唯存永怀堂一本。然是从注疏本割取，非重刻宋本也。）国朝唯惠定宇及见相台岳氏本，至阮氏作《校勘记》时，并岳本不见。此本为自来箸录家所不及，即日本亦罕知之者。唯吉汉宦《近闻寓笔》载其所见永正年古钞《论语》，有清原明经宣贤父子跋。其中依唐本补入二处（即《忠恕章》及《托孤章》）与此本合，而吉汉宦亦不能指其据何宋本。此本书估从西京搜出，前后无倭训，至为难得。余以重价得之。至其雕镂之精，纸墨之雅，则有目共赏，洵为希世之珍也。 　　又按，重言重意相传为宋人所为，吉汉宦则云“辑自唐人”，未详所出，附记于此。 　　又按，十行本以下《论语注疏》不附《释音》，则此本独载之，往往与宋本《音义》合，且有足订其误者，亦一善也。余携此书归时，海宁查君翼甫不惜重金力求，余不之与。章君硕卿酷爱之，余与约，能重刻饷世则可。硕卿谓然，乃跋而归之。后章君罢官，以抵关君季华夙债。关君携之都中，又转售于李君木斋。 　　○《论语集解》十卷（日本正平刊本） 　　此本卷末跋云：“堺浦道祜居士重新命工镂梓。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谨志。”案正平甲辰为日本后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，当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也。（市野光彦云：“道祜居士，足利义氏之四子，幼丧父，与其母居于堺浦，遂薙染为僧，更名道祜。”）据所云重新镂梓，则犹有原本可知。验其格式、字体，实出于古卷轴，绝不与宋椠相涉。其文字较之《群书治要》、《唐石经》颇有异同。间有与《汉石经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说文》所引合，又多与陆氏《释文》所称一本合。彼邦学者皆指为六朝之遗，并非唐初诸儒定本。其语信不为诬。（案《日本国史》云，应神天皇十六年，百济博士王仁赍《论语》十卷，皇太子就而受之，日本之有经典自是始。即晋武帝太康六年也。）顾前代市舶罕载，其流传中土者，唯钱遵王述古堂一通，因得自朝鲜，遂误认为朝鲜刊本。盖彼时未知“正平”为日本年号也。况其所得亦是影钞逸人贯重镌本，并非原椠。尔后展转传录，不无夺漏。故陈仲鱼、阮文达诸人所校出者十不三、四。近世张金吾、吴兔床辈，始知此为出自日本。然又不知几经钞胥，愈失其真。而此间所存旧本，亦复落落如晨星。（又有无跋本界阑字形全同此本，盖后人铲去跋文，其实同出一版也。）文化间江户市野光产以此本翻雕，惜梓人未良，失原本古健之致。又印行不多，板亦旋毁。今星使黎公访得原刊本上木，一点一画，模范逼真，非显有讹误，不敢校改。原《集解》单行之本，宋人皆著于录，有明一代，唯闽监、毛之注疏合刊本，别无重翻《集解》宋本者。（永怀堂所刊，亦从闽本出，非别有所承之经注本也。）故我朝唯惠定宇得见相台岳氏刊本，至阮文达校《注疏》时，并岳本不得见焉。（余得南宋刊本《纂图互注集解》，颇足订注疏本之脱误，然亦不载诸家之名。）余以为此不足深惜也。观邢氏疏《集解?序》之语，（《序》云：“今集诸家之善，记其姓名。”《邢疏》云：“注言‘包曰’、‘马曰’之类是也。注但记其姓，而此连言名者，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，非谓名字之名也。”）则知其所见唯存姓削名之本，（此本不知始于何时，大抵长兴刊布之本。案《魏?王肃传》注，“周生烈”为复姓，今但称“周曰”，其不学可知。及朱子作《集注》，沿其例，尽削所引诸家之名，遂致明道、伊川不分。）并不悟何氏原本皆全载姓名，（唯包氏不名，以何氏讳咸故。）望文曲解，何殊郢书燕说乎！及南宋朱子作《集注》，亦仅引《孟蜀石经》及福州写本，论者颇惜其隘于旁徵，不知其互勘无从也。良由长兴版本既行，宋初遂颁布天下，收向日民间写本不用，虽有舛误，无由参校，此晃公武所由致既者。夫邢氏所据既如彼，朱子所见又如此，今之遗尚不足以证《开成石经》，何论陆氏《释文》以上。则读此本者，直当置身于隋、唐之间，与颜师古、孔冲远一辈人论议可也。虽然流俗相习，因仍已久，自非众证凿凿，何能以海外孤本服穷经者之心？犹幸此邦故家之所藏弃，名山之所沈霾，往往有别本为好事者物色以出，其间胜文坏字，得失参池，固非鸿都、石渠难尽依据，要其根源皆在邢氏见本以前。好学深思之士，或以徵旧闻，或以解疑滞，拾其一字，莫非环宝。以余披访所及得目睹者，亦二十馀通，较之相台之著《沿革》数犹过之。（岳氏参校诸本凡廿三通。）不可谓非千载一遇也。乃汇集诸本，较其异同别详《札记》，使天下学者读此一本，并得兼采日本诸古钞之长，又使知彼此错互之中，有源流变迁之渐，而此本之可凭，� �本之妄删，昭若日月，或亦通经学古者所不嗤乎？光绪壬午十月二十八日记。 　　○《论语注疏》十卷（元椠本） 　　首行顶格题“《论语序》”，次行低一格题“翰林侍读学士朝议大夫、守国子祭酒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臣邢昺等校定”，三行顶格题“《序解》”，本书题“《论语注疏解经》”。卷第一行顶格题“《学而》第一”，旁注“凡十六章”，下题“何晏《集解》”，再下题“邢昺《疏》”。每半板十三行，行二十三、四字不等。《注》、《疏》并双行，行三十二字。《注》紧接正文，不别题“注”字，《正义》则以“疏”字隔之，分为十卷，尚仍单疏之旧。（《宋志》：《论语正义》，十卷。十行本以下并二十卷，是合注疏者分之。）第四卷、第八卷后有木记云“平阳府梁宅刊”。第五卷、第九卷有木记“大元元贞丙申刊”。第十卷题“尧都梁宅刊”。首、尾有“养安院藏书”印记。按今世所传《论语注疏》以十行本为最古，如《序解?疏》中“少府朱畸”，十行以下皆同；据《汉书?艺文志》、《释文?序录》并作“宋畸”，此本正作“宋畸”。若无此本，则“宋”、“朱”二字竟不能定为谁误。又《不逆诈章》、《古之狂也荡章》及《叔孙武叔毁仲尼章》疏文，十行有空缺，闽监同，毛本以意补。此本独全。又十行本以下，《疏》中讹字，凡浦镗及阮校疑误者，此本皆不误。 　　是此本虽刊于元代，其根源于单疏本，决非从十行本出。其注文亦多与宋刊篡图本合，远胜十行本。至其雕刻之精，俨然北宋体格，亦绝非十行本所及。考元、金之世，平阳立经籍所，故一时书坊印板麕集于此。今传世者，唯《政和证类本草》是平阳张存惠所刊；然已经明成化间重雕，已非平阳原本。唯此本尚是原刻初印，无一叶损失，岂非瑰宝也哉！又森立之《访古志》载枫山官库藏北宋本《论语注疏》，然彼为二十卷，知非此本。向谓合疏于注始于南宋，有黄唐《礼记疏》一跋为据，则森氏之说似误。然森氏精鉴，必不妄语。 　　今观此书字体方正，又参差无横格，所见元刊本无似此者，或此为翻北宋本，因疑《论语》在当时传习者多，故合注疏为最先也。 　　附各本空缺疏文：《不逆诈章》：言先觉人者，是宁能为贤乎？言非贤也。所“是”下十字各本皆缺。（不信之人，为人亿度，逆知反怨恨人。“之人”下十字，各本空缺。） 　　《古之矜也廉章》：谓旷荡无所依据，古之矜也廉者，谓有廉隅，今之矜也，忿戾者。（此二十四字，十行本空阙，二十九字，闽监亦然，毛本臆补。）《叔孙武叔毁仲尼章》：“则如日月”下四字作“贞明丽天”。“其何伤于日月乎？言”下作“人毁仲尼犹毁日月”。“日月”下作“虽欲绝”。“其何能伤之乎”下作“犹欲绝毁仲尼”。“仲尼亦不”下作“亦不能伤其贤也”。（此数处，十行、闽监并空阙；毛本臆补，唯“贞明丽天”四字仍空阙。） 　　○《中庸集略》二卷（朝鲜刊本） 　　宋石■〈敦上山下〉编，朱子删定。此书《四库》著录者名“《辑略》”。明嘉靖中，吕信卿刊本。首有乾道癸巳朱子序。此本脱朱子原序，末有“嘉靖二十五年朝鲜金光辙跋”，跋中亦称“《辑略》”。盖以近用互称也。按朱子《中庸序》称，以《辑略》、《或问》附《章句》后，则此书与《中庸章句》合为一书。逮《章句》孤行，而此书晦。虽明人尝刻之，而今又晦。时艺兴，经学废，名为尊朱，而朱子手定之书，且在若存若亡之间，可慨也夫！ 　　○《中庸章句》一卷（不记刊行年月） 　　板心有“倭板‘四书’山崎嘉点”八字，此《四书》中之一种也。山崎氏为此间宋学名儒，其所据当是宋椠精本。末有朱子跋一篇，为诸本所无，亟录于左：右《中庸》一篇，三十三章，其首章《子思》，推本先圣所传之意以立言，盖一篇之体要；而其下十章，则引先圣之所尝言者以明之也。（游氏曰：以性情言之，则曰“中和”；以德行言之，则曰“中庸”，其实一也。）至十二章，又子思之言，而其下八章，复以先圣之言明之也。（十二章，明道之体用。下章庸言、庸行，夫妇所知、所能也。君子之道，鬼神之德，大舜、文、武、周公之事，孔子之言，则有圣人所不知、不能者矣。道之为用，其费如此。然其体之微妙，则非知道者孰能窥之？此所以明费而隐之意也。第二十章，据《家语》，本一时之言，今诸家分为五、六者，非是。然《家语》之文，语势未终，疑亦脱“博学之”以下，今通补为一章。）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，则又皆子思之言，反复推说，互相发明，以尽所传之意者也。（二十一章总言天道、人道之别，二十二章言天道，二十三章言人道，二十四章又言天道，二十五章又言人道，二十六章又言天道，二十七章又言人道，二十八、二十九章承上章“为下”、“居上”而言亦人道，三十章复言天道，三十一、三十二章承上章“小德”、“大德”而言亦天道。卒章反言“下学”之始，以示人德之方，而遂极言其所至，具性命道教费隐诚明之妙，以终一篇之意，自人而入于天也。）熹尝伏读其书，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此。窃惟是书，子程子以为孔门传授心法，且谓善读者得之，终身用之有不能尽是，岂可以章句求哉！然又闻之，学者之于经，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，是以敢私识之，以待诵习而玩心焉。新安朱熹谨书。 　　○唐玄宗开元《注孝经》一卷（享禄卷子本，宽政十二年抚刊，已刊入《古逸丛书》中。） 　　按《唐会要》：“开元十年六月，上注《孝经》颁天下及国子学。天宝二年五月，上重注，亦颁天下。”云云。是《注》凡再修，此本为开元十年初注本，前有元行冲序，末有跋文数条。书写人自记称“享禄辛卯苾刍尧空”。宽政十二年，源弘贤以此本抚刻，书法亦神似明皇御书，想原本必仿效明皇手迹，故此尚有典型也。元行冲序后，紧题“孝经”二字，空一格，题“御注”。下行题“开宗明义章第一”，系以卷子本改为摺本，每行十五字。《三才章》额上题“疏中”，《广要道章》额上题“疏下”，知元疏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与《唐志》合。 　　按此书与石台重注本颇有更改，固不可以此本校重注本，然亦有足证重注本之异同者。如《诸侯章》注“恒须戒慎”，正德本作“恒须戒惧”，《疏》标起止，亦作“戒惧”，《阮校》以为误，此本作“恒慎戒惧”，“慎”为“须”字之误。至“戒”、“惧”分承上“战”、“兢”二项，玩注文自见。“惧”字必非“慎”误，此石台本之不可从者。《卿大夫章》注“懈，墯也。”此作“惰”，与天圣本、正德本合。《士章》此作《士人章》，与《古文孝经》别本合。《孝治章》注“临抚其人”，岳本改“抚”作“於”，此作“临莅”，可知岳本之作“於”，因形近而误。《纪孝行章》注“擗踴哭泣”，此本“踴”作“踊”，与天圣本合。《五刑章》“君者臣所禀命也”，天圣、正德本“所”作“之”，此本作“君者臣之所禀教命也”。然则重注本当是“臣之所禀命也”，各脱一字耳。“岂唯不孝”，此作“皆为”，与《疏》合。《广至德章》注“家到户至”，《正义》云“此依郑注”，《阮校》，《文选注》引郑注“家”作“门”。此仍作“门”，则知作“家”者，石台所改，恐非明皇原本。《应感章》注“光于四海”，“于”作“於”，石台、天圣、岳本皆同，与经不相应，此注作“充于四海”，乃知以“充”释“光”，故改“于”作“於”。石台等本注中之“光”，当为“充”误。是皆足以订证石台诸本异同之迹。至此本亦间有脱误，则由钞写笔误，不足怪也。 　　按源弘贤跋称，《应感章》“长幼顺，故上下治”，疏与注不合。今按此本注云“君能顺于长幼，则下皆效上，无不理也”。《正义》云云，果与此本应。今略校之，亦不特此条。《五刑章》“此大乱之道也”，此本注云“言人有上三恶，皆为不孝”。《正义》云云，亦与此本应，而与石台不合。窃怪邢氏翦截元疏，而不知元疏本为初注本而作，可谓至疏。岂邢氏作疏时第见元氏单疏而未见玄宗初注本，故其序文只知“天宝二年”之注，不言“开元二年”，而疏中与石台本违异之处，遂失之不觉？然则此本真唐人之遗，为北宋人所不见，若非有元疏序可凭，谁信有此事哉！又按古注与疏皆别行，无合并之本。此本只录注文，何以有元疏之序并《三才章》、《广至德章》有“疏中”、“疏下”之语？然余所得日本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古钞北宋单注本，其楣端往往录疏中要义，以便讲习，不得谓皆从南宋合并本录出也。日本古钞本经书注中，每多“之”、“也”等字，阮校谓是彼国人所加，森立之谓是隋、唐之遗。余通观其古钞本，唐本最多虚字，至北宋始多删削而未尽，至南宋乃翦截八、九，遂各本为一律，颇与立之之说相应。但此本注脚较石台本每多“也”字。两本虽有初注、重注之分，不应违异若此。余后见钞本至多，乃知古钞者因注文双行难于均齐字数，故往往于对行字悬空数字者，增添虚字以足之。故所增之字总在注末，而各钞不同，其在注中者，则原本皆如是，故各钞皆同。至于经文，则毫无增损。其有异同，故是隋、唐之遗。阮说、森说各据一边，为发其凡于此。 　　○唐玄宗天宝《重注孝经》一卷（翻北宋本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