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司马氏犹取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；
自司马氏犹取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；班书则世皆以为司马迁、王商、扬雄、歆、向之笔。自古以来，未有不裒聚众家而成者。故唐宰相撰《时政记》，史官撰日历。而宋则宰相主监修，学士主修撰，两府撰时政，三馆修起居注。此等之类，今并废缺，而欲以责成于一旦，盖因仍者之易为力，而创造者之难为功也。
我先皇帝大制作，大建置，固昭然揭诸日月，天下之人所共知之。若夫深宫秘庭，动静起居，羣臣不能记也。圣性之渊懿，圣德之精微，如尧之安安，如舜之浚哲，羣臣不能测也。至于类取诸司供报，博采羣臣墓铭家状，夫进退百官，剖决章奏，裁处万几，钱谷甲兵四夷之事，百官有司典籍虽在，视诸故府，似乎有征，然曹分局别，岁殊月改，缀缉穿联，欲无抵牾，固亦劳矣。而一时臣工人品之淑慝，心迹之疑似，殊功伟德非常之事，奸宄凶慝梼杌嵬琐之形，墓志家状不足尽也。盖古之为史者，易于有所因；虽迁、固之才，不能无因而为也。今之为史者，难于无所述；虽有迁、固之才，无以自见矣。
当唐、宋之世，史官尚未放失。而刘子玄为萧至忠言五不可：其一谓汉郡国上计太史，以其副上丞相，后汉羣臣所撰，先集公府，乃上兰台，故史官载事为广；今史臣惟自询采，二史不注起居，百家弗通行状。若今之起居废失，得无如刘子玄之所论乎？欧阳修以为史官职废，其所撰述简略，百不存一，至于事关大体，没而不书，加以时政、日历、起居注，例皆积滞相因，故追修前事，岁月既远，遗失莫存，圣人典法，遂成废坠。若今之追修积滞，得无如欧阳修之所论者乎？
然则所贵良史裁酌体例，旁采异闻，考求真是，发愤讨论，使归于一。古人有言：“所见异词，所闻异词，所传闻异词”。先朝之事，尚在所见，则已异于所闻与所传闻远矣。抑尝读武帝本纪，诸志、表、传，皆史迁当时撰述。而班固、陈宗、尹敏、孟冀，共成光武本纪，后汉例传、载记。当时纪志，盖不废也。自实录【实原刻误作「宝」，依大全集校改】专行，则纪志殆废。此尤史家之阙典。窃以为实录之外，宜用拟古迁、固之书，此不当待后世而定也。先皇帝大礼、郊祀、九庙、明堂、先圣祀典、籍田、亲蚕、章服、礼仪、河渠、刑法，诸所兴建，散入纪年，难以会通。当令首尾贯串，包络汇萃，可仿司马迁八书而为之。宰相百官，报罢不常，可仿公卿志、表为之。羣臣之善恶，四夷之叛服，则列传、载记皆不可废。此即一代之史，非直俟数百年之后而为也。徒恃实录一书，所轶多矣。此方今史馆之所当议者也。
愚又谓汉史成于班固，唐历缉于吴兢、柳芳、崔巍，唐书成于吴兢、韦述、于休烈、令狐峘，宋国史凡三书，后洪迈复请合为九朝，而续通鉴长编，成于李焘。本朝二百年，历列圣而未有统会之史。此亦方今史馆之所当议者也。
抑刘子玄又云：“史有三长，才、学、识。有学无才，如愚贾操金而不能殖货；有才无学，如巧匠无楩楠斧斤，不能成室；善恶必书，使乱臣贼子知惧，此为无可加者”。曾子固为《南齐书》目录序云：“古之所谓良史者，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，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，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，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，而后其任可得而称也”。噫！能如子玄之论，得为良史矣；若子固所称，则又追迁固而上之，盖唐虞三代之史官也。
兹者明诏采取遗事，诸生幸得躬逢其盛。惟时金马、石渠之彦，宜有其人。愚生草茅下士，独能诵习旧闻而已。述作大义，何敢僭及之！
问：古者国有大事，必合天下之议，所以集众思也。王通氏著续书，尝曰：“议，其尽天下之公乎？夫黄帝有合宫之听，尧有衢室之问，舜有总章之访，皆议之谓也”。黄帝、尧、舜尚矣！三代以下，惟汉近古。请举汉之议者，其或是或非，或罢或行，亦有可论者乎？
夫匡衡、张谭郊社之说何据？贡禹、韦玄成祖庙之议何本？
董仲舒、师丹之请建限田，何罢而不行？祝生、唐生之请罢监铁，何议而不用？
公孙卿、壶遂、司马迁改朔之议何取？贾让、关并、韩牧、王横治河之策孰得？
先诛先零之谋，何以卒从赵充国？罢边塞置吏卒之请，何以卒用侯应？
此皆汉之大事，而有国家者之所当考。昔韩退之“非三代、两汉之文不敢观“，诸士子皆通经学古，以待有司之求，必有能及之者。请言之以观所学。
欲尽天下之理者，必并天下之智；欲并天下之智者，必兼天下之谋。并智合谋，而天下之公尽矣；天下之公尽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故古者国有大事，常令议臣集议，不专于一人，不狥于一说，惟其当而已。是故大臣之言必用，小臣之论必庸，众思之集必绎，一夫之见必伸。故丘山积卑而为高，江河合水而为大，大人合并而为公。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议也。王通氏论帝制恢恢乎无所不容，天下之危，与天下安之；天下之失，与天下正之。千变万化，而吾守中焉。故曰：“议，其尽天下之公乎“？
汉制，大夫掌论议事。有疑未决，则合中朝之士杂议之，自两府大臣，下至博士议郎，皆得尽其所见，而不嫌于以小臣与大臣抗衡，其道公矣。若明问所及，皆一时朝廷之大务。然非当时能询采博议，尽天下所欲言，何以粲然著于简策如此。请为执事言其略：古之帝王，郊祀天地，以冬日至，于地上之圜丘，以降天神。夏日至，于泽中之方丘，以出地祇。故祭天于南郊，就阳位也；祭地于北郊，即阴之义也。汉之郊祀，多袭秦故。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，金泥石记，淫诬甚矣。成帝初，匡衡、张谭始建南北郊之议。以甘泉、河东之祠，非神灵之所飨，宜就正阳太阴之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