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小说杂家，无处不刻
今小说杂家，无处不刻。何独于经传而靳惜小费哉？
汉人说《经》皆有师法，不泥文字。盖于言句之外，自出意见而终不失本旨。世之所行，如焦赣《易林》、孔安国《尚书大传》、韩婴《诗外传》大戴《礼》，是《经》之别传，而皆可与之并行者也。较之后世，因文立义，泥而不通者，何啻天壤？今乃欲尽废彼而从此，抑又何耶？
《诗》有细，《春秋》有微，此书今皆不传。闻李中麓家藏书甚多，亦有意搜访诸经各家传注。想亦有世所不传本，恨无从一访求之耳。
京房《易传》一书，今虽有刻行本，但以五乡六亲世应生刻立说。正类今占卦家之言，恐是后人附会。然京房喜言祸福，或者是其本书，不可考也。
宋人说经，始于刘原甫。刘有《七经》小传，言简理畅，尚不失汉儒之意。余始得抄本，甚珍重之。后以与朱文石司成，已刻板于南太学。
刘原甫又有《春秋权衡》一书，甚好。余有一册乃宋板，今亦在文石处。
宋世名贤如范文正公、欧阳公、吕晦叔、王介甫、司马文正公、苏东坡、黄山谷皆言学，但皆本之经术以求实用，不空谈心性，此其所以为有用之儒耶。
东坡云《春秋》之学，自有妙用，学者罕能理会。若求之绳约中，乃近法家者流，苛细绞绕，竟亦何用？惟丘明识其妙用，然不能尽谈。微见端兆，欲使学者自见之。
汉儒尚训诂，至唐人作正义而训诂始芜秽矣。宋人喜说《经》，至南宋人作《传注》，而说《经》遂支离矣。黄山谷在当时不甚讲学，然学问皆有切实工夫。又其言甚有理趣，如其言“以我观书，则随处得益；以书博我，则释卷而已茫然”，宋儒亦甚称之。余观集中言论更有出此上者，今尽拈出以示后人。
黄山谷与苏大通书云，既在官则难得师友，又少读书之光阴。然人生竟何时得自在饱闲散耶？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此居一州一县求师法也。读书光阴，亦可取之鞍乘间耳。凡读书法要以《经》术为主。经术深邃则观《史》《易》，知人之贤不肖，遇事得失易以明矣。此皆切实近里工夫，其言迥出宋儒之上。又云：公家二父学术跨天下，公当得之多，辄复贡此，此运水以遗河伯者耶。则大通乃东坡之子侄也。
读书须一言一句自求已事，方见古人用心处，如此则不虚用功。又欲进道，须谢去外慕，乃得全功。
江出汶山，水力才能泛觞。沟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，然后往与洞庭彭蠡同波，下而与南溟北海同味。今足下之学，诚汶山有源之水也。大川三百，足下其求之师；小川三千，足下其求之友。方将观足下之水波，能遍与诸生为德也。
山谷又云：读书须精治一经，知古人关捩子，然后所见书传，知其指归，观世故皆在吾术内。古人所谓胆欲大而心欲小，不以世之毁誉爱憎动其心。此胆欲大也；非法不言，非道不行，此心欲小也。文章乃其粉泽，要须探其根本。根本固则世故之风雨不能漂摇。古之特立独行者，盖用此道耳。
陈履常正字，天下士也。读书如禹之治水，知天下之络脉，有开有塞，而至于九川涤荡四海会同者也。
汶山之水滥觞，及其成江，横绝吴楚，涵受百谷，以深其本源故也。
精于一，则不凝滞于物。鞭其后，则无内外之患。胸次宽，则不为喜怒所迁。人未信，则反聪明而自照。颜渊曰：舜何人哉，隰朋愧不如黄帝。夫设心如是，岂暇与俗人争能哉？
富贵在天，安可以人力计较耶？知寸心不与万物同尽，则在此不在彼矣。人当开拓胸次，以天地为量。求舜禹比肩，则衡门之下，古人不远。
我朝薛文清、陈白沙、吴康斋王阳明好谈理性，岂是不长于经术，但既托之空言，遂鲜实用。其门弟子又蹈袭其师说各立门户，深衷厚默，剿取道学之名以为进取之捷径。自是经术道学始岐而为二矣。
今朝廷若欲求经术之士，庙堂诸公集议行之，亦甚不难。盖翰林院元设有《五经》博士，而翰林院亦有秀才名色，当精选深于经术者为博士，招集天下之能通经者皆隶焉，公家月廪饩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