附见欧阳修集议西事后
附见欧阳修集议西事后。
己丑，度支副使、户部员外郎施昌言为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按察使。
初，张存以龙图阁直学士、兵部郎中知成德军，擢右谏议大夫，付漕事，存辞之。乃复归故官，知成德，而遣昌言出使。时，言事者以为滨、棣等六州河可涉，宜有城守如边，以待契丹。诏昌言与内侍押班杨怀敏往视。怀敏以为当城，昌言曰：「六州地千里，又河数移徙，城之甚难而无利。今纵契丹渝盟，当以计屈之，不如是而先逆自困，非便也。」朝廷以昌言所奏为然。城滨、棣六州，据昌言传，附见。昌言十月庚戌改使河东，传乃脱之。今依实录，别见于彼。
庚寅，诏广南转运使，诸配军有累犯情涉凶恶，许便宜处斩，以事闻。
知保州、东染院使、封州刺史康德舆为真定府、定州路兵马钤辖。朝议将罢郭承佑都部署，而难其代，故暂以兵事付之德舆也。实录，承佑九月甲戌始罢镇定，徙相州。据欧阳修论李承亮疏，则除康德舆为钤辖时已罢。又据八月癸亥余靖所上疏，论承佑固欲得镇州，然则承佑罢都部署，果不待九月矣。不知实录何故不同，今从修、靖疏，附此，当考。
先是，欧阳修言：「窃知元昊所遣来人将欲到阙，风闻管勾使臣须索排比，次第甚广。又闻纔至，欲赐御筵管领。臣知昊贼此来，意极不逊，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，方许通和，如此则须有以挫之，方能抑其骄慢，乃可商量。今若便于礼数之间过加优厚，则彼谓我为怯，知我可欺，议论之间，何由屈折？若果能得其心，则待议定之后，稍加礼数，亦未为迟。仍须杜渐防微，常为挫抑之计，岂可一事未成，先亏国体？其元昊一行来人，伏乞凡事减勒，无令曲加优厚。若因此得其挫抑而臣伏，则吾计无失，如其必不伏，则免至虚亏事分也。」于是，修又言：「闻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颛馆待元昊所遣来一行人等。臣窃知元昊此来，全无好意，不肯称臣，索物太多，其志不小，乃是欲以强相迫胁尔。朝廷既不能从，则待其来人，凡事不可过分。至于礼数厚薄，赐与多少，虽云小事，不足较量，然事体之间，所系者大。兵交之使，来入大国，必须窥伺将相勇怯，觇察国家强弱。若见朝廷威怒未息，事意莫测，必内忧斩戮，次恐拘留，使其偶得生归，自为大幸。则我弱形未露，壮论可持。今若便损国威，过加厚礼，先为自弱，长彼骄心，使其知我可欺，则议论愈益难合。必欲成就其事，尤须镇重为先，况其议未必成，可惜空损事体。前次元昊来人至少，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。今来渐盛，遂差朝士，若其后来者更盛，则必须差近侍矣，是彼转自强，我转自弱。况闻邵良佐昨来往彼，仅免屈辱而还，则彼虽羌戎，不谓无谋。今其来人必须极骋强辞以图相胜，若能先薄其礼以折之，亦挫贼之一端也。其元昊来人，欲乞更不差官管待，送置驿中，不须急问。至于监视馈犒，传道言语，一了事班行足矣。臣料国家今若不能曲从其意，即须首宠来人，厚加礼遇，元昊不免出兵攻寇，逞彼忿心，等是不和，何必自亏事体？不若急修边备，以图胜算。」修虽有此意，然朝廷竟不从也。
余靖言：「风闻西驿勾当使臣与如定等下行铺，收买物色太多，此非国家之意。臣窃以朝廷含育西戎，恩过天地。元昊累世翻覆，性同禽兽，盖缘从前豢养过厚，以致今日跋扈难制，非恩意不足也。昨者贺从勖来，朝廷赉赐逾礼，在贼常分，固宜感恩。今者如定之来，乃形割地之词，又知贼意轻侮中国，甚于前时。朝廷待之，尤当减于从勖，始合事体。今若恣令买物过于契丹之使，傥此回谋议未合，使人复来，不知复以何礼待之？惟朝廷每事裁损，庶存大体，则国家之幸也。」辛卯，祠部员外郎、集贤校理李昭遘为直史馆、知陕州，欧阳修言陕为关中要地，昭遘无治剧之才，不宜遣。乃以提点陕西刑狱、祠部郎中王君白为直史馆、知陕州。君白，珪九世孙也。
知陕州、刑部郎中、直史馆张沔为河北转运按察使。初，葛怀敏败，关中震惊，兵少不足自守，朝议不暇远徙，诏中使即崤、渑之间，遮四路归师悉还，补其阙。士卒久出塞，自以得生归，复驱之就死地，人人以言相激，拔刀□弩，且欲绝河桥为变。中使无如之何，驰入陕，以诏书属沔而去。吏民大骇，将奔逃，沔骑出郊，矫诏谕之，云贼已出境，有诏令诸军趋还营，毋得差池。觽见沔之易也，皆帖然就道，莫敢喧哗。范仲淹经略陕西，梁适奉使延州，皆奏沔权宜合变，消乱止祸，当厚其赏。不报。此据御史台记及刘敞志沔墓志也。
著作佐郎邵良佐为著作郎，乃赐五品服。以使夏州之劳也。
癸巳，韩琦、范仲淹并言：「陕西、河东缘边州军及城寨主兵武臣，例皆五年磨勘，既与内地劳逸不均，故多不愿就边任。以此将佐而下常患乏人，况战守之地，责其死节，苟循常规，将何以劝？望令陕西、河东缘边州军及城寨主兵武臣在任满三年者，并特转一资，如经改官而举留再任者，满日更与转一资，并不隔磨勘。」从之。
元昊既不肯称臣，如定等来，又多所要请，两府厌兵，欲姑从之，独韩琦以为不可，屡合对于上前【一四】，晏殊曰：「觽议已同，惟韩琦独异。」上顾问琦，琦历陈其不便。上曰：「更审议之。」及至中书，琦持不可益坚，殊变色而起。
琦退，复上章曰「今西界遣人议和，其患有三：昨朝廷曾达意契丹，欲令元昊纳款，其答书云：『梁适口陈夏台之事，已差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祥、彰武军节度使王惟吉，赍诏谕元昊令息兵。况其先臣德昭，北朝曾封夏国主，仍许自置官属，至元昊亦容袭爵。自来遣人进奉，每辞见燕会，并升坐于矮殿。今两朝事同一家，若元昊请罪，其封册礼待，亦宜一如北朝。』臣观邵良佐贼中语录，乃云贼言朝廷议和，必往问契丹。昨昊贼先遣人至保安军，言为朝廷差梁谏议适往北朝令本国议和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国，故遣贺从勖等持书而来盟。是昊贼因契丹达意而来，及与良佐语，反不承纳，又所求称号，即与契丹书中事体相违，此事固有可疑。若朝廷且务休兵，许其不臣，契丹闻之，必然别索名分，既不可屈，则恐因此为名，再隳誓约，此一患也。若只许册为国主，略增良佐所许岁遗之数，朝廷更不差人，只令来人赍诏而回，恐贼未副所望，则谓朝廷已与之绝，必忿而兴兵，契丹亦谓阻其来意，缘此生事。此二患也。若再使人赍诏，谕以封册之礼不可异于北朝，更优增良佐所许之数，贼既从命，则契丹以为己功，遣使来贺，或过自尊大，或频有邀求，久则难从。此三患也。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，事未可知，而三患已形。势不得已，则莫若择其轻者行之。其欲呼为『吾祖』及自称年号，又遣使到彼，参于殿上，与陪臣为列，此岂终为便【一五】？望且令中书、枢密院再三论难，使朝廷得大体，契丹无争端，以此议和，庶为得策。」谏官蔡襄言：「元昊始以『兀卒』之号为请，及邵良佐还，乃欲更号『吾祖』【一六】，足见羌贼悖慢之意也。『吾祖』犹言我翁也。今纵使元昊称臣，而上书于朝廷自称曰『吾祖』，朝廷赐之诏书，亦曰『吾祖』，是何等语耶？